就医不再难

我出生在江淮分水岭上一个偏僻的乡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小时候，乡村环境很差，疫病多有发生和流行。那时，生病谈不上到医院治疗，方圆十几里内无一家医院。回想起来，那种无医无药的状况，令人痛心。

我7岁那年的一个冬夜，突发高烧，母亲急忙拿来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几个时辰过去也无济于事。父亲急切地对母亲说：“得赶紧去找医生！”母亲喃喃地说：“这深更半夜的大冷天，到哪去找医生？”父亲不假思索地背起我说，“去王先生家。”并吩咐母亲提来马灯。父亲背着我，踏着被冻得硬滑的崎岖小道，一口气奔到二十多里外的那位姓王的老中医家。后来，我在迷迷糊糊中，觉得那位老中医给我喂了药；当我神志清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黎明。每当谈起这件事，心里总是酸酸的。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家乡大队有了“赤脚医生”，“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虽解决了一些病痛，但缺医少药现象仍十分严重。农村一般常见病、多发病，都得到三四十里外的县城或更远的省城医院去治。

记得1991年初秋的一天，妻子因得了菌痢，自己用草头方治疗很长时间都没好，反倒更严重了。儿女们又都在省外城里上班，赶不回来。我只得请在家种田的大侄子，用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县城医院，然后排队领号。由于看病的人很多，直到上午九点半才领到号，上午十一点左右，才轮到医生给病妻检查。医生诊断后，开了化验单，于是，我扶着步履维艰的妻子排队、领号。领到号时看时钟，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医生已下班了。我看着神情恍惚又吐又泄的病妻，心里万分焦虑。她呆呆地望着我，神情是那样惘然和惆怅。我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劝慰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下午二点半，我带病妻去排队化验，来回忙碌、等候两个多小时，才从化验医师手中接到化验单。又拉着病妻蹒跚返回到门诊部西二楼，四点多才临到医生给妻看病。医生接过化验单仔细看了一下说，病人已脱水，需要住院观察治疗。医生开了住院报告单，我又搀着病妻去东南角约50米处的住院部大楼，到缴费窗口排队。一位穿白大褂的收费员说：住院要预缴1000元钱押金！我一掏腰包，带来的500元，已用得所剩无几。表情十分痛苦的妻子，口里不住地念叨着，这该怎么办？我愁眉不展，心急如焚。想回家去讨，路又离得远，眼看快五点多，天也快黑了。忽然，我想起住在县城的堂哥一家。堂哥家和我们家关系很亲密，堂嫂也很贤淑。我飞也似地跑到电话亭，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是堂嫂接的电话，她满口应允，并说马上就把钱送过来。不大一会儿，堂哥开着车和嫂子一块儿把钱送到住院部楼下。当交齐押金，到三楼病房办公室找到医生时，所有病房已无床位。一位姓袁的主任医生看了看妻痛苦的神情，答应就在住院部狭窄的过道搭一临时床位。而过道只有一盏昏黄的小灯泡，连护士打吊针都难以看清楚。幸好，从家顺手带来的手电筒派上用场。就着那一束光亮，护士才顺当地扎好吊针……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看病难的困扰、忧愁和无助仍历历在目。

进入新世纪后，经过不断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已经形成。政府加快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投资，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镇医院建有门诊、住院新大楼，配套设备更先进、完善。病人随到随诊，并且加大看病报销比例。村部也有了宽敞的卫生室。乡镇医院还给我们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每年还定期给老年人做体检。去年，村医还给居民签约家庭医疗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一般病不出镇，曾经无医无药、缺医少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城里人拥有的医疗条件，我们农村人也幸福地享受着。

今年，政府又在谋划异地看病就医就地结算报销，真是大快人心。

40年的改革，巨变历历在目；再有40年，老百姓的生活，必将会越变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