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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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岁时，我就体验了后来电视上频繁播放的那句广告词描述的状态：感觉身体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达到两位数；白天，我带着一对眼袋赶往学校；冬天，体育课上简单的热身运动，也能让我汗如雨下，倒在操场边干呕。

母亲察觉我的异常，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用笔圈出其中一项指标，随即起身，推开身后的玻璃窗，一只手撑着窗台，一只手比出一个“4”，对着对面那栋楼大喊：“检验科！检验科！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4个加’吗？确认无误吗？”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医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地写下几行字，把检查报告夹在病历本里，推给母亲：“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我们这儿，看不了。”

母亲捏着病历本，刚跨出医院大门，就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我直奔华西医院。

医生拿着报告单，认真地给母亲讲解：“每个人的肾脏都是一个过滤系统，像一个有筛选能力的漏斗，为身体留下营养物质，把废物排走。但你女儿的肾脏把蛋白质也送走了。”我听不懂，还没心没肺地喜形于色，心里盘算着：太好了，这段日子我应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楼，刚走出医院大门，母亲就哭了。母亲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在独自抚养我的过程中，她是无所不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从这之后，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炸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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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上初中后，开启了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在医院输液治疗、周末去医院复查的生活。在摸清了医院看病的流程后，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医生建议我换激素治疗试试，让我把母亲请过来，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说：“我妈妈没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看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能做主，我妈妈都听我的。”医生却说：“你们母女俩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给你讲完一遍，还得给你妈妈讲。”原来，母亲从未放心过我，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

我选择接受激素治疗，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泼尼松”，还高兴地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好看一些。曾有亲戚调侃，说我的肋骨可以当琴弹，一看我就知道我们家里穷。我却从未感到我家和“贫穷”二字沾边：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母亲怕我累着，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后来，她又怕我再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时联系不到她，给我买了一部手机。这两款初中生眼里的奢侈品，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潮流前端的“弄潮儿”。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用母亲全年无休、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上通宵夜班的收入换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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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激素治疗期间，药物的副作用特别强烈，我的骨骺线提前闭合，再也没有长高，体重却发展到145斤。我开始讨厌逛街，讨厌买衣服。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说“没有合适的码”。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故作轻松地逗我：“咱们多划算啊，用同样的钱，买同样的衣服，布料却比别人多，赚了。”

2005年，我上了高中。随着“泼尼松”剂量减少，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2007年，整个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复。母亲的心情也随着我病情的反复跌入谷底，开始病急乱投医。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广告，说某家医院是治疗肾病的顶级医院，就拉着我去了。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药费单，一服中药500元。那时，母亲已经下岗，新找的工作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钱。但母亲看了看我，坚定地说：“我们治。”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一家报纸刊登了本地黑医院的名单，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母亲带我再次去复查时，整栋楼已经人去楼空。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药钱，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宽慰我说：“没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抱怨这儿太远了吗？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继续看。”

母亲说得很轻松，可我知道她已经没有钱了。母亲下岗再就业，一直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生怕断了收入，让我无法继续治疗。

高三下学期，我再次入院，选择做肾穿刺活检手术。手术后，肾穿刺活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我患的是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肾炎。医生说，虽然我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患病时间最长的，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养护”着我的肾，我的病情是最乐观的。“所有的功劳都属于你妈妈。幸好这8年，她从未想过放弃。”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健康，我从最初的每周复查一次，减少为每年复查一次。

如今，我也是一个母亲了，有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有了宝宝之后，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我爱我的孩子，就像母亲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