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位习惯于伸左手的同桌

我的同桌王振宇走得这么突然，我是没有想到的。他比我早到这个世界三十五天，却猝然抽身，招呼也不打一个。

其实是打了招呼的。一个月以前，他在手机微信里回答我，他近来身体有点不适，就不来书院参加座谈了。我还回信愿他保重，说下次有类似活动再邀请他。近几年，他来我运河边的书院多次，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常是就他所知的情况侃侃而谈，谈家国命运，谈周遭风云，谈本人观感。他常穿梭内地与香港，他的见识总是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与关注。所以，我也喜欢经常邀请我的这位中学同桌。

突然间，就没了下次了。

再不能跟他紧紧握手了，只能鞠躬了。这世上，说走就走的，就是人啊。

记得，打初中开始，就常跟他握手。因为他的善于迟到而跟他握手，这种握手就成了一种常见而好笑的仪式。这里我说详细点：我们杭四中是重点中学，学习抓得紧，学生兢兢业业，几乎没有迟到的现象，而王振宇一段时间却几乎天天迟到。一般是早上第一节课上到一半，他就带着他特有的宽厚而谦和的笑容出现在教室前方的门口了。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之时，他的高大的身躯就沿着课桌之间的通道大步走向最后一排，路程中，课桌边只要坐的是男同学，同学们都会先后友好伸手，迅速而偷偷地跟他一握。而他沿途一路认真相握，一个都不能少，直至走到最后一排，跟我相握，然后坐下，然后抱歉地看着讲台上的老师。这几乎是每天的风景。

他爸爸是公安厅长，家里生活条件相对优裕，所以懒散一点，常是懒觉不起，这一点我们都很理解，也很同情。因为他对同学一贯是笑嘻嘻的，特别谦和，我们也都一致地把他的这个缺点看成了特色，并不去难为，后来连各位老师也都习以为常了。

他也几次把我们几个男同学带到他家里去玩，当然都是趁“公安厅长夫妇”不在家的时候实行的。他家在开元路，某巷子的口子上，一栋带围墙的黄色二层小洋楼，面积也不大。那时我们看见桌上并排放着三架电话机就很好奇，想摸摸，那个年代家里有电话机就是稀罕事情，何况有三架。王振宇小声说，那架红的可不能碰，只要一提起话筒，就会有一队解放军从前面的人民大会堂旁边跑步过来，这句话令我们吓一跳，一直印象深刻。至今从安保的角度来想也是对的，公安厅长家里的红机子要是接通了而无人吭声，那是什么奇怪情况？一队武装的紧急出动也属理所当然。

他嘴巴紧，但有时也悄悄跟我讲他爸爸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一向好奇。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六岁时就跟毛主席握过手，而且是用他的左手去握毛主席的右手的。说那时候毛主席长期住在西湖边的汪庄，他爸爸负责保卫。有一天傍晚他爸去汪庄，也顺便带上了他。进了毛主席屋子，毛主席在写字，转脸就笑着问这是你儿子啊，然后就伸手来握。他说我那时候不懂握手，我爸爸急了叫我赶快伸手啊，我就把左手伸给毛主席了。我问王振宇你爸爸见到毛主席怎么叫，也是叫毛主席吧？王振宇说不是，是叫“主席同志” 。

我于是想，王振宇后来老跟人笑嘻嘻地握手，就来源于这第一次的手没有握好之故吧？

后来又想，这地球上，敢伸出自己的左手跟“伟大领袖”握手的，也就是我的这位同桌了吧？

我那时语文好，我作词由同学王自波谱曲的“采茶新歌”被全校教唱，王振宇当然羡慕，常跟我讨论作文写作。有一次写杂文，他出了观点，我写了初稿，后来就署了两人的名，因为文章是国际题材观点鲜明，被教语文的汤老师打印了分发全班观摩，王振宇就显出了自豪。有人故意当他面问话，双七这么好的文章是你写的啊？小名叫双七的王振宇就大大方方说是啊，你多提意见啊，然后就私下里悄悄跟我握手，表示得意，也表示谢意。

到了高中一年级，王振宇是团干部，班上的团支部就派他跟我结对子，“一帮一” ，启发我这个同桌写入团申请书，向团组织靠拢。无奈我这个人当时的志趣在埋头读书，这种政治上不求进取的态度弄得王振宇着急，我不知他每次是怎么向团支部汇报我的这种觉悟的，但估计说的都是好话，说些“总在不断进步”之类，他对别人都特别友善，更不消说对我这个同桌了。

谁知“一帮一”才过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大喇叭里天天都是激动人心的“毛主席语录歌” ，共青团也“砸烂”了，我的入团事项便无疾而终。那个年头，王振宇由于是“高干子弟” ，不可避免地就参加了当时唯一的红卫兵组织，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黑一司”的那个，他还担任了这个全市红卫兵组织的“保卫部长” 。

面前的各种棘手问题，他向这个世界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我这个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后知后觉的中学生，后来参加了“红三司” ，由于派别不同就很少看见王振宇了。有一次意外地在劳动路的路灯下遇见，两人久不相逢热烈握手。那夜他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走了好一段路。我们基本回避着不谈当时的“文革”派别观点，都知道政见不同很会伤害感情，所以只谈过往的事情，谈目前是不是还热衷于写文章，谈彼此身体健康与父母。他不无伤感地提到他爸爸也被批斗了，是“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甚至还有更耸人听闻的罪名。

就这样，王振宇也从“革命干部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弟” ，他也不当什么“保卫部长”了，那时他情感的激烈震荡程度我是可以想见的。

1969年初王振宇去黑龙江“支边” ，作为“黑帮子女”他只能被“校革委会”作这样的远距离分配。记得他当时给学校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校方给他开具一份证明，认可他能申请从父亲的被多年“冻结”的工资中支出五百元钱，用以购买棉帽子棉大衣等生活用品，毕竟北国的严冬是寒冷的。我是从一位老师的口中知道我的同桌在作这样的艰苦申请，心里很有些难过，这位从小过着优裕家庭生活的“睡懒觉同桌” ，在父母亲都被严密关押的情况下，要独自面对岁月的漫天风雪了。那时，对他父亲的指控是吓人的，“参与对毛主席搞特务活动” ，天啊，一个当年兢兢业业的公安厅长怎么就会一下子翻转了个儿，而后来王振宇还告诉我他爸爸那几年被关押在大牢里是连身上裤带也被搜走的，门外有战士二十四小时监控，以防自杀。天啊。

当然他爸爸的被“解放”和恢复工作，也是最高领导发的慈悲。有一次遇到他，他对我说我爸爸说要向你学习呢，这让我很有些不解，省委书记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我对我爸爸说的” ，说那天小范围的电影场里放了《 R 4之谜》 ，他爸爸在看，他就指着说这是他同班同学写的。爸爸马上就转身瞪着他说，你看看人家，都能写电影了，你能干什么？好好学习你同学！

这话说明啥呢，说明王振宇家庭的家教，还是很接地气的，并没有想象中高干家庭的那种君临一切的优越，老百姓听了有亲切感；也说明，那年代的社会价值观，文艺还是很吃香的，几乎是一个人是否“成才”的全部依据。

大学毕业的王振宇调在省经贸厅工作，我去他的处长办公室看过他，知道他创办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 ，业务繁忙，说起来改革开放不久那“广告公司”四个字还算是稀罕名词。那时节，他的父亲已被调往京城任公安部长了。之后，王振宇便突然扔了处长的官衔去了香港，说是创办公司去，我听了诧异，凭他那种宽厚仁慈的样子怎么做得生意，商海里那可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何况香港。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他偏要左手出拳。

一次他回杭时给我看名片，上写是香港某某公司董事长“王正信” ，我又诧异，问为何改名，振宇不好吗？他说在香港这地面做生意，名字很重要，一看是“正信” ，容易让人感觉可靠。

再起新名字我也不太相信他能做成李嘉诚，甚至不太相信他能做成特大的生意，他太敦厚了，他甚至不会凭借“公安部长公子”的身份去大规模“官倒” ，他出的是文绉绉的左拳。

果不其然，他很多年之后就返杭州了，生意毕竟没有做大，只在香港留了个小摊子。我当时就想，我的同桌啊，你幼年时向领袖伸左手，领袖来亲切握你是看你年幼天真，这成年以后你再用左手去握香港的经济，人家才不会有慈悲心肠呢。这话我当时没讲，只说说笑笑，跟他学几句有趣的粤语，什么分分钟啊、洒洒水啊。

上了年纪的王振宇继续常到我供职的“省作协”来坐坐，也跟我的一些文学界、文化界的朋友熟悉了，大家常凑在一起“吃拌面，聊海天” ，也常尽兴而散。那时候他的当了国务委员的父亲也退了，忽然想起写回忆录，他便来找我，说有人推荐上海的纪实文学大家叶永烈，这人行不行？我跟叶永烈交往不多，但毕竟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于是便马上代为联系。叶永烈在电话中听说是原公安部长要写回忆录，立马表现出了兴趣，承诺了，他知道这里面的素材可是大大的。王振宇当然也高兴，后来我就知道写作完成了，出版了，当然出版物不可能披露更多的事实，写作有纪律规矩，但起码叶永烈肚子里装的东西是一大摊了，将来必能逐步吐露。

王振宇自己会开车，我却自持是同桌，关系铁，抓了他好几次“司机”的差事。我那时有一段时间住在远郊，贪图山里空气好，在单位司机偶尔有事叫不应的情况下，就想起给他打电话，说明天能不能帮个忙来一趟富阳的云顶小区，把我拉进城去？他次日就呼啦呼啦地开了一个钟头赶来了，还一个劲解释迟到几分钟的原因是哪段路上被堵了，说话腔调活像个有所失误的“专职司机” 。有一次一帮朋友趁假日要去桐庐的万强农庄看看，缺一辆车，我便又想到了王振宇，他也干脆，说这一天他正好有空，于是一路将众人载到桐庐的山里，深夜才回的杭州，弄得这位“专职司机”疲劳不堪。事后好几个文友批评我，说哪个地方不能借车，你怎么就敢让一个国务委员的儿子来当我们的司机？那天晚上看他的样子真是疲劳极了。对此我也难以作答，只好辩解说我俩关系好互相不讲究啊，但后来想想我还是不对，怎么在这种小事情上我出了“左手”呢？第二天赶紧再打个电话去表示谢意，王振宇却说没事啊，你要用车再打电话就是，说话依旧像学生时代的同桌那样敦厚纯净，我心里很是感慨。当然，这之后再也不给这个“专职司机”打借车电话了。

有一回他郑重其事来电话约我谈事，说有话急着告诉我，我赶紧腾出时间，找地方跟他见面。坐下来之后，他所说的紧急事项却是“我觉得你应该写写周总理” ，说周总理最值得写，他对中国的付出实在太多了。我又很诧异，问你今天这么紧急地约我，就为这事？他也诧异，说就是啊，这很重要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想这个问题啊。我当时有点哭笑不得，嘴上应和着说是啊这确实重要，但后来也没有写。写这么大的题材可不是你想写就能写的，写什么，怎么写，框框条条可多着。

再有一回他叫我写的东西，我却很干脆地写了。那也是他紧急约的我，他说他母亲在医院里，看来已属晚期，你帮写一个追悼会上的发言。他说母亲虽然还在他不该这么早就写这个东西，但他是长子，这一天迟早要来，你帮忙准备一个，你写带情感的文章很好。听他如此恳切，我当然二话不说，他母亲早年从沂蒙山区投身革命，也算是职业革命家，很有说头的。

没想王振宇自己也是说走就走了，我太大意，没料到他患的是这么严重的肝病，连一次医院探视都来不及做，写到这里我已是泪花模糊，写不下去，那就不写了。

最后的告别，我一定来，只是，不能再相握了，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你我都不能伸手了。

那就泣别吧，双七，你七月七日生，比我大三十五天，你先走一步吧。会有一天，我将斗胆，再让你当一回“专职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