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学生

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和文生弟一起回到了村里。

我们是一个村的，都是八八级的大学生。只不过他是山西大学的，我是山东大学的。我们都简称“山大”。

他是物理系光电子专业的，我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实，他比我小好几岁的。我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中间在社会上漂泊了数年。

我们的父亲，都是很好的朋友，年龄也差不多。他们一起在村委会待过，以前叫大队部。有趣的是，我辍学以后，在大队部做过通讯员、广播员，文生的父亲是副支书。换句话说，还是我的老领导。

文生的鼻子上架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只是个子又矮又小，看起来像个初中或高中的娃娃。我们都喜欢看课外书，我们所说的课外书一般都指文学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和文生上大学的时候，文生的母亲给我们两个一人做了一件衬衫，花花衬衫，流行而又时尚，就像电影里的华侨穿的衬衫一样。

我们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我写文章喜欢称它为小村，其实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好几千人呢。我家住在埠上，文生家住在八亩园。一个在东北，一个在东南，两家间隔并不远。

我回到村里，是极尴尬的。我的小学同学，基本上都已经成家立业，该娶的娶了，该嫁的嫁了，孩子也一大堆了，而我才刚刚开始进入大学学习。

在镇食品站的拐角，我碰上了一位小学的同学。好家伙，他加工做衣服，后来自己专门卖衣服，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属于改革开放第一批淘金的人。他上三眼下三眼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笑里带着讽刺说：“哎哟，你怎么还上学呀？”话不投机，匆匆告辞。似乎可去的地方，只有文生家了。

到了文生家，第一眼看到的是文生的母亲，文生的母亲在为过春节而忙碌着。扫啊，洗呀，总之，春节之前的大扫除大清除，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我打了个招呼，撩开门帘进了屋子里。

文生的父亲，正在和一个朋友下象棋。他笑了一下，说：“大学生，回来啦！”然后继续下象棋。文生的父亲，喜欢下象棋，我父亲也是，他们也是一对棋友。只不过父亲总觉得人家的日子过得舒坦，家境好，心里总隐隐有些伤自尊。

我和文生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家里的白杨树长得很高。很奇怪，像是长在野地里一样。几株泡桐树，长得又粗又壮。

突然，文生的母亲喊我们：“喂，两个大学生，帮干点活吧！”

我们走过去，不知道她要让我们干什么活。没想到，她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屋子，我看见一张桌子上面有毛笔、红纸、墨汁。我猜想：不会是让我们写春联吧？

果然，我猜对了。

文生的母亲说：“你们两个，把春联写一下吧。家里两个大学生，年年求人写春联，让人笑话！”

哈哈哈！我和文生对视一下，仰天大笑。我们彼此太熟悉太了解了。

我的字太丑太难看，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比不过。用我爷爷的话说，像是蚂蚁爬一样。本来我的字已经难看得离谱了，但我还有一个垫背的，文生的字还不如我。

文生装模作样，我装模作样，提着毛笔，刚写一个字，便写不下去了。我们把纸揉作一团，然后撕碎，丢进垃圾桶里。我们继续哈哈大笑。

文生冲我一扬下颌：“走，出去玩去，不写了！”

文生的母亲笑着说：“哎呀，两个大学生，连春联都写不出来，让人笑话！”

我和文生相视而笑，也是很难为情的，很没有面子的。但我们知道，不写，自己家里人笑话笑话算了，如果写了，那么全村人都会笑话我们的。

我上大学那一年，文生的父亲，已经是村委会的一把手了。他是那种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把文化看得很高很重的人。境界高，有胸怀。我们读大学的那一级毕业生，全国开始不包分配了。村里有些人说，上什么大学呀，白花钱，国家不管工作。文生的父亲梗着脖子，仰着脑袋说：“不管分配怎么啦，我就让孩子读大学。读完了，回家种地，那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

真的是有什么父亲，就有什么儿子。文生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如意，他埋头苦学考硕士，考博士，一路冲杀，一路拼搏，也算是自己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