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的婚礼

二哥刘修悌为逃避抓壮丁自己剁掉了右手的食指，右手的伤养好后，二伯娘就开始给二哥张罗婚事。那时贫穷家庭寻亲太不容易，周围好多的男人眼不瞎腿不跛手不残都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二哥当年已30来岁，右手还有残疾，如果再不接媳妇，这一辈子恐怕也要与光棍汉为伍了。

事情也巧，二伯娘急着要给二哥寻亲时，离我们家30来里远的陈家山传来一条消息，陈家有位女子愿意嫁给二哥。二伯娘以为那个陈家女子不是跛子瞎子，就是个寻不着婆家的“哈子”，可一打听，那陈家女子年方二十，干得一手好庄稼活，进屋做得一手好女红，不但不跛不瞎，人还漂漂亮亮。这样好的女子愿意嫁给二哥，是不是不知道二哥右手有残疾？寻亲是一辈子的事，不能骗人家姑娘啊，为了把二哥的婚事谈稳妥，二伯娘带着礼品，亲自领着二哥到陈家山，当面相亲。

那女子人长得抻展，看问题的见识也超越常人，她不但不嫌弃二哥右手少根指头，而且还表示，她之所以愿意嫁给二哥，恰恰是看中了二哥自己剁掉了右手食指，因为二哥没有了食指，就再也不会有被抓壮丁的危险，如同出了天花的人再也不会出天花了一样，就可以平平安安在家里种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而二哥能一刀将自己的指头砍掉，那得有多大的毅力！有这样大毅力的男人什么事干不成？她不但表示愿意嫁给二哥，还表示不要一点彩礼，马上就进刘家的门。

真让二伯娘大喜过望。开初给二哥寻亲时，二伯娘觉得，家里穷得叮当响，二哥又少了一根指头，能找着个女人就烧高香了，哪怕女方是脸上有坑的麻子，是说话嘴巴不关风的豁子，或者是根本不会说话的哑子，都可以。她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连麻子豁子哑子都寻不上，寻一个拖儿带崽的“半路嫂”，只要能同二哥生个一男半女，能续下香火，也算完成任务了。哪知给二哥寻的亲这么好，好得超出了二伯娘的想象，好得好比二哥这堆牛屎插上了一支又大又鲜的红牡丹！

怕夜长梦多也罢，怕煮熟的鸭子飞了也罢，二伯娘带着二哥到陈家山相亲回来后，立即着手为二哥结婚做准备。其实也没有多少准备的，只要有了新娘，最大的准备就完成了。新房就是紧靠磨房的二哥住的那间厢房，无外乎将房子收拾整洁，将被子浆洗干净，再割几斤肉，杀两只鸡，买一壶酒，告之亲朋好友，来家里热闹热闹。接亲的头晚上，二哥半夜就打着火把，带着迎亲的花轿，到陈家山接新娘子去了。花轿将新娘子抬到家，早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我看稀奇挤在人群中，看着姐姐走到花轿前，拉着新娘子的手将新娘子从轿门里牵了出来，新娘子头上搭着一块红布，被直接牵进了新房。

新娘刚进新房，二伯娘就端着一碗早就准备好的荷包蛋送了进去。我想跟着进去看热闹，被二伯娘一声断喝：“走，到一边去，现在不能来。”那时新娘出嫁前，早晨在娘家一般都滴水不沾，怕的是路上遇到内急，不好解决。有的新娘上轿前又吃又喝，就曾闹出过在路上实在憋不住，不得不把尿撒在花轿里，弄得花轿在路上滴滴哒哒淌尿水的笑话。二伯娘知道新娘早晨没吃饭，饿得肚子恐怕早贴着了脊梁骨，马上还要举行拜堂大礼，晚上还要“闹房”，不吃点东西，怎么能坚持？就将准备好的那碗荷包蛋送了进去。新娘子开始还扭扭捏捏，不肯吃。二伯娘把碗硬塞进新娘子手里，说：“听话，快吃了。还有事要做。”新娘子这才把那碗荷包蛋接了过去。

那时农村结婚不兴扯结婚证，也没有地方领结婚证，只兴拜堂。只要拜了堂，男女就成了正式夫妻。

二哥的拜堂仪式在紧靠磨房的堂屋举行。堂屋的迎门墙上是神龛，神龛上摆着祖宗牌位，挂着一副天地君亲师的中堂。拜堂再简单也不会少了“三拜”，一拜天地、夫妻对拜、三拜高堂。二哥的“高堂”本来是大伯和大娘，因大伯大娘早已过世，“高堂”只有由二伯和二伯娘充任。司仪在神龛前摆了一张长凳子，请二伯二伯娘在凳子上稳稳坐定，二哥和新娘双双跪在二伯和二伯娘面前，俯下身重重地叩了一个头。我对二伯当时做“高堂”的表情完全没留下印象，只记得二伯娘这位“高堂”一副很受用很骄傲很享福的样子，两眼笑眯眯的，泪水似乎就要滚落下地。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只有二哥结婚动过花轿、搞了“三拜”，其他哥哥结婚时这一套全免了。

二哥简单的结婚拜堂礼后，接着就是“闹房”，这是结亲仪式的“重点节目”。结婚三日无老少，不分长辈晚辈，闹房时可以尽情打闹取笑。开江县兴得怪，“闹房”不但闹新娘新郎，还要“闹”新娘子的公公，一些最敢闹的“闹客”，提前给公公准备一根竹吹火筒和一把铁火钳，在吹火筒上栓一节红绳子，像背三八步枪一样将吹火筒斜挎在公公的肩膀上，把火钳塞进公公的手里，再给公公用锅底灰涂个大黑脸，押着公公到新房里游一圈，逼着公公边走边喊“我是烧火佬！”所谓“烧火佬”，是调侃公公与媳妇关系好得非同一般，媳妇在灶上做饭，公公在灶前帮忙，火不旺时吹一吹，柴烧尽时添一把。不知道是参加闹房的人都知道二伯和二伯娘不是二哥的生父生母呢，还是同情二哥是个砍掉右手食指的残疾人，在闹房时显得特别的温柔文明，没见有人给二伯准备吹火筒之类的道具，更没给二伯的脸上涂锅底灰。

那是1949年初夏，我满了五岁。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可能去探究参加婚礼的社会意义，更不可能去追寻二哥举行过结婚仪式后就意味着成家立业了，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二哥举行婚礼那天不但有肉吃，还可以随便嗑瓜子。那时生活困难，平时很少见着肉，而瓜子也只有等到除夕晚上守岁时才能嗑上。那天我从这间屋蹿到那间屋，从磨房蹿到厨房，见到瓜子，就抓一把放进自己的荷包里，很快就把小荷包装得鼓鼓的。

拜过堂闹过房，二哥的老婆就成了我的二嫂，她的名字叫陈德菊。

二哥“苦命人自有苦命福”，接二嫂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