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的第一次课

到了四年级，班上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并不是孩子们不愿意读书，而是在那特别讲究身份和由大队推荐人员上大学的年代，你再有知识，也抵不上身份好和大队的认可。是以家长们送孩子到学校读书，原本的目的就不是要学多少知识，而是让孩子们能够认识个倒正就可以了。加上，每学期开学，要交两块多钱的书学费，虽然数目不大，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几姐妹读书的书学费，是要着卖家里唯一的最值钱的牲口——小猪的。

我是幸运儿，一是母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二是母亲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很注重节俭，早早地就为我们一分一厘的攒着书学费。即使到开学的时候还没有攒足，倒也差不了多少，母亲便可先一股脑儿地把手中有的积畜交给学校，所差的部分就给学校说赊着，并在开学后的一两个星期内想办法找来补交。学校也很理解母亲的，也会让我们先去读书的。因此，我便顺利地从三年级上到了四年级。

学校是大队里最好的房子，长三间的民居结构，外面是礅子石砌的硬墙。在中间大门的顶上用裙板雕着“李打小学”四个大字，字体为行书，填着朱红的颜色。屋顶呈三角形屋面，盖着青色的瓦。房屋里面，三间房子又分别用细小的石头和石灰混合泥土砌成两米多高的隔墙隔成前后两室，只是中间一间的隔墙稍微靠后把后面隔成一个小办公室，前面比较宽的部分基本就相当于民居的堂屋；左右两间的隔墙将房屋平均地隔成了四个教室。屋内没有楼板，抬头便可直接看到瓦缝里透出的光亮，下雨天还能经常感受到从瓦缝里漂下的细雨。地面为土地下，往往在一群群生龙活虎小孩的蹦跳下扬起层层灰尘。

四年级的教室在学校左边一间房屋的后面。里面的桌子虽然简陋，可摆放还算整齐。透过后墙上唯一一道木榥的窗，我看到了窗子下一片茂盛的令人发怵的喝妈。

我们一起上四年级的学生只有七名了。不知是大队安排到学校上课的有文化的社员伍洪明、甘贤昌、蔡昌荣等承担不了高年级的教学工作，还是大队在社员里找不到更多的有文化的社员，亦或是大队想要在孩子们的教育上有所突破，到了四年级，便换成了高大上的陌生老师蔡其民。

据父亲介绍，蔡其民曾担任过普定县一中的校长，是我们大队的人，刚刚退休下来。父亲还说，大大的一个普定县一中他都管得下来，小小的四年级他会教不好吗？能得到蔡其民当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福气，要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四年级的第一次课就是蔡其民老师给我们上的。那天我们去得很早，几名同学抬的抬水，扫的扫地，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蔡其民老师佝偻着腰走进教室，走到黑板面前，从中山装的衣服荷包里掏出老花镜盒，再打开眼镜盒取出眼镜戴上，把眼镜盒放在离我的课桌仅在尺许的破败的讲桌上。然后拿起粉笔，调转身在干净的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书”、“猪”两个大字。

一上四年级，便有幸得到普定县一中的老校长上课，我当然是听得最认真的。我的精力一点都没有分散，甚至是把小手都交叉着背到了后面。

蔡其民老师调转背来，眼球往上一抬，透过老眉心和眼镜架之间的空隙晃了我们一眼，瘪着嘴：“‘书’就是‘读书’，‘猪’就是‘喂猪’”。接下来便是反复地念叨：“读不了的书，喂不了猪。”

当然，对于一个只读过低年级的学生来说，那时的“读书”大抵就是多认识几个字，认得个倒正，最好的效果是今后能象大队里有文化的社员一样能记公分、写点信什么的。“喂猪”对我来说就更不陌生了。我家天天都要喂猪的，喂的猪长大后就直接吆去公社上掉。每天放学后，我都要背着箩箩到地里去讨野猪草，回来后母亲或哥哥就会扫开一块地，在下面放一块木板垫着，然后用砍猪草的刀子把它砍细，再把砍细的猪草放到大猪食锅里去煮熟，然后再在上面加入全是包谷皮皮的所谓精粮煮一会。喂猪的时候就把煮好的凉到适合温度的猪食端来倒在猪槽里喂。我们喂猪，还会兼顾积肥的活计，会把吃食后的猪赶到集体的院坝里，让它在里面游，让它在里面拉猪粪，然后用带提手的竹撮箕把粪扒去倒了厕所里。

到底这读书和喂猪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高大上的老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反复讲这两句话呢？总之，当时我真的是一头雾水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弄明白的，只是生吞活剥地记下这句“读不了的书、喂不了的猪。”

我也不知道其他同学到底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不是能听出其中的意思。反正这次课结束后，父亲给我在新堡大队联系了读书的地方，说那里学生多，老师水平高，能在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我便没有再听到蔡其民老师讲课了。

多年后，我才大概弄懂了蔡其民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念叨的“读不了的书、喂不完的猪”的意思，那就是读书是日积月累的事，只有天天读书才会不断地增长知识，就象喂猪一样，人天天都在喂猪，猪天天都在长肉，但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的；读书就要象喂猪一样，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最终有好的结果。我想，这意思对于一个只读过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不是有些深奥了点、含蓄了点呢？是不是来直接些便容易让学生学习和接受了呢？

余国富

202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