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少年

如果说人的年龄段有色彩的话，那么，我的少年时代就是红色的。

戴着红领巾上的初中，写作文常常写“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是红色接班人，自然是红色的了。

那时候讲家庭出身。我出生于贫农家庭，属于“根正苗红”派。你看，够红的吧！

其实，还远远不够。

课本上，我们学的是巜翻过夹金山 》、《一双草鞋》等红色课文；课余时间，我们看的是《红岩》、《烈火金钢》等红色读物；宿舍里，我们唱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十送红军》等红色歌曲。内外兼修，不红何待？

一天的学习规律而轻松：早自习背俄语；上午四节课，下午二节课；然后自习做作业，下自习后活动；晚自习我的印象好像是做数理化作业。反正时间充裕，并没感到有什么压力。而且还有看课外书的时间。由于看的书多，语文成绩比较突出，曾引起老师的赏识，在课堂上念过我的作文，并批示“传阅”。俄语学得也比较好。每次考试全仗语文和俄语往上领总分和排名。至于数理化，则乏善可陈，不说也罢。

还记得我那时是故事员。每天吃饭时在饭场上讲。同学们端着碗边吃边听，我却只能等大家吃完了，才能收工吃饭。现在看起来，这样安排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我后来不愿讲了，班主任老师竟扣了我一元助学金，我感到十分悲摧！

我还干过一个营生，是写板报。每班一块大大的板报，在教室山墙上。每次换内容，写呀画呀的都有我参与。

那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校吃饭是分一、二、三等的。等差不是饭的质量，而是数量。开饭时三个厨师拿三个大小不等的勺子，分别给三个等级的同学打饭。我家穷，买的是三等饭，数量最少，根本吃不饱。每月回家两次，一次是拿干粮充饥（玉米炒熟磨成粉状），第二次连同拿伙食费。

早饭是一成不变的小米粥。小米饭里无一例外地总是有半寸长的虫子。但是，由于饿，没有一个人舍得把饭倒掉。搁现在，不连碗扔掉才怪呢！

六六年，我们毕业了。中考时，我想当医生，就报了长治卫校并被录取。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教导处填了表的。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切都化作泡影。特别亏的是王全旺，由于他是团员的缘故吧，被北京解放军无线电通讯学校提前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很精美的。但一样作废。真是要多可惜有多可惜！

起初我们都认为这是文艺界的斗争，只要把诸如戏剧（《海瑞罢官》为代表）、电影（《武训传》为代表）等文艺作品中的“大毒草”加以批判并铲除就罢了，没想到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发展，很快就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裹挟进去了。先是中央发出了《十六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先后看了点名批判的《武训传》、《兵临城下》等毒草影片。我记得那时城里还有电影院，在旧十字东南角。一晚上看电影时，学校组织我们排队去看。到了大门口 ，人太多，都争着进，把铁栅栏大门都推倒一扇。所幸没砸到人，非常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了以后，非但没有看出像报纸上说的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的用意，反倒是深为武训办义学的精神所感动；至于《兵临城下》，则觉得惊险刺激，仅此而已。同时，也浏览了一些对“三家村”的批判文章。可是看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一些文章——特别是《燕山夜话》，也看不出指桑骂槐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处。其中被指为讽刺社会主义吃不饱肚子的文章《白开水最好喝》，明明是从有利于健康的角度说的，却被戴上如此骇人的大帽子，你看扯不扯？

此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师生们开始了大串联和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我也身不由己地参加了“红字号”。至此，红卫兵加“红字号”，成了彻头彻尾的红色少年。

在此期间，我记得好像潞中成立了“全无敌”和“七一七”红色风暴两大红卫兵组织。前者源自毛泽东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最末一句；后者则源于六六年七月十七日，红卫兵总部指定让当时的县委书记到潞中讲话。他站在教导处的前台上，离麦克风有一两米的距离够不着，红卫兵头头让他过去一点，但倔犟的他就是不过去。如此僵持下去，红卫兵火了，在夺权运动尚未开始的情况下，第一次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接下来，由于谁也不知道运动会如何发展下去，县委、县政府对学生运动很不以为然。师生领导者多次到政府交涉，让其承认“七一七”是革命行动，而政府不承认。从而引发了学生到武装部院子里静坐示威。那天晚上天下着小雨，学生们满满坐了一院，淋得透身凉，也不吃饭。迫使当时的县委领导多次出面，站在雨中请同学们吃饭、进屋谈话，均不奏效。到黎明时分，被迫承认。学生们大喜过望，立刻整队，喊着口号，在大街上游行一圈。当时学校已由学生把控，回校后灶房犒劳我们，吃了一顿热乎乎的炒决片。

从此，学校被造反派掌握。大院正北教导处的房顶上大书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大幅标语；学校小礼堂里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统统指向学校领导和老师：有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揭发生活作风问题的，乱七八糟、不一而足。接着夺权、批斗，愈演愈烈。

大串联开始后，同学们都各自组织到北京、上海等地去串联。我却没去。原因是妈妈病重，我一直在病床前侍奉到她去世。

后来就更乱了。尽管中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那里管得住！武斗越来越厉害，我就回了家。我还没有神经到用父兄的血汗钱交上伙食费，在城里搞派性斗争的地步。

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因红字号失败，我心里惴惴不安。但经好友的帮助，很轻松地融入了联字号掌权的学校和班级。一好友则不然，返校后被抓起来打了一顿，还被关了一段时间。

不久，学校又给我们发了第二个毕业证，因为第一个证上没填参加文革的表现。然后，我们就正式毕业，离开了本该三年，却呆了五年的母校，过早地走向了社会。

是年，我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