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午餐的记忆

农业中学简称农中，座落在松下镇垅下村与首祉村交界的安仁山北坡，远离村庄，四周绿山与田园环抱，这里没有高楼，甚至连两层的房子都没有，石头瓦片就是整个校园建筑的主要建材。农业中学的名称不知道怎么来的，但顾名思义，学校突显出“农业”二字，自然就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并且还养猪养牛。确实，我们的初中阶段，就是在每周两天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度过。自然，这是我们上初中时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松下镇的学子步入初中阶段，就升学走进本区域唯一的农中继续完成初中阶段的学历教育。但是，还未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少年都可以接受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因为很大一部分的学生要为家庭承担起并不适合与年龄一样的劳作。所以，松下镇几个村的小学毕业生，到了初中阶段，就剩下那些大约七八十个的生源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初中就学也是很艰难的。松下镇的学子除了垅下与首祉两个村的生源要天天走读通学外，其他村的学生均为寄宿生。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利，若是天天早上步行上学，必然就得迟到。如果是下雨寒冬的日子，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垅下村升学来的学生，我们也常常在学校寄午餐，那时，作为农家子弟是十分便利的，因为垅下村的田园都在村庄与学校的中途之内，每天早上步行上学时，拐到自家田园，顺便挖出一块番薯，就是中午的一顿大餐了。

我们常常与人聊天，总是说，自己是番薯米喂养大的。番薯，也称“红薯”，或者“甘薯”，也有人说“地瓜”，它是我们小时候一日三餐主要的食材。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劳作的目标就是一年有足够的番薯米。

番薯，因为来自于国外，所以就用“番”字，当年中国并没有番薯，对于番薯的引进，还得感谢长乐青桥村的陈振龙。

万历年间，华侨陈振龙在吕宋（今菲律宾）发现当地一种可以食用的块根甘薯，“其耐旱易活，种少获多，且生熟皆宜，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然而，当时的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他们严禁甘薯流入中国。

据《金薯传习录》记载，尽管甘薯极容易成活而且高产，但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对前往中国的船只严格盘查，确保甘薯不流入中国。陈振龙冒着被杀危险，把甘薯藤藏在大船浸水的缆绳里，偷偷带回福州。从此，甘薯在我国传播开来。

番薯的引进恰逢其时。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遇百年一遇大旱，“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而甘薯却大获丰收，灾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番薯的种植救活了巨多的中华大地的先民们。

每天，天刚发亮，我们吃完早饭，走在通往农中的道路上，拐进自家田园，掀起番薯藤，摸索着挖出一颗大约两斤左右的块头，来到环绕村庄流淌着的小溪旁，洗去沙土，摘掉根须，装进随身携带的网兜里，悠晃提着，步入校园。

到了学校食堂，我们交上一分钱，在网兜连着那颗番薯上做个记号，放进了蒸笼里。中午放学钟声响起，我们奔向食堂，找到自己那颗心爱的大疙瘩，提着来到教室或者教室后面的山坡，双手抱住蒸熟的整个番薯，去皮咬食，狼吞虎咽，就是感觉甘美甜香。吃完番薯午餐，几个小伙伴就躺在山坡草地上，拿出书包里的一根竹笛，吹了起来。

笛声在校园后山坡上飞扬，我们仰望天空，蓝天白云，清澈无忧，洁净悠闲，一如洁白无瑕的少年。周边绿树掩映，满眼是青山，偶尔有人诵读一两声背诵课文的诚真，心中没有烦恼，心中没有分数，没有老师责备的眼神，甚至没有父母苛刻的目光，也不知道“高考”与“大学”的概念，美好的憧憬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起当年的心里，只要这一颗番薯，就是我们一天的欢乐，初中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山野松林中飞逝。

两年的初中生活结束后，就进入到江田中学（现长乐七中）继续读高中了。虽然不需经过中考，只要愿意，都可以升入高中，但是，却有大部分同学走上社会，而放弃入学高中，这样，剩下继续求学的同学还不足一半。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的农中虽然名称还在，但那从前的一切均已消逝，展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化校园。今天，在山坡草地上啃番薯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已是鬓发斑白的沧桑老人了，可那山坡上一颗番薯的午餐，却成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