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萧红

看完话剧《萧红》，心口似乎堵住了。一团硬绷绷的气流梗在胸前，我紧闭双唇，不想说一句话。演员纷纷谢幕时，我匆匆走出剧场——此时的心情和状态，根本无法和前排的同事们张口道别。

一路开车狂奔到家，温和的桔黄色厅灯，缓解掉我的悲凉、不安、压抑、愤怒。在阳台发了一个小呆，喂植物们喝饱水，然后丢下还在世界杯中兴奋的家人，独自睡眠。

可怎么睡得着呢。萧红的呐喊还在耳边回荡：“中国人，咋还欺负中国人呢！”“我只想要一个平静的书桌，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可是，都那么难！都那么难！是时代造成的吗？好像是，但又不全是，在那个吃人的时代，人们只不过压根没意识到本性已在生存危机下暴露得一览无余而已。

萧军也好，汪恩甲也好，金枝的丈夫也好，终究都是有着性别优越感的男人。戏里戏外，他们身份不同，处境不同，但当困厄和苦难降临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弃甲而逃：再三外遇、为躲债独自逃跑、摔死自己的女儿。

男人们怎么了？他们带给这个柔弱女子的，竟是一句“你就不能对她（外遇对象）有点同情吗”“你就不能大度些吗”“烦死了看我打不死你”。

难怪萧红说：“筋骨痛得厉害时，皮肤流点血也没什么了。”而端木，也不见得伟岸到哪里去，最初的温柔和激情退却，他也总是让萧红受伤——虽然相比萧军给她的彻骨的痛，这只是表皮的伤口，流点血，似乎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经历了什么”。 就算萧红痛着，还是有人往她遍体鳞伤的心口撒盐。她们说：“鲁迅先生为什么待她那么好，竟推荐她的作品给大家。”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她和鲁迅肯定有什么！——您这么确定？是看到了吗？文人之间的欣赏扶持和提携，您觉得都是利益使然吗？

失去襁褓中的女儿的金枝说：我不恨天，不恨地，我只恨男人，恨中国人！

我不敢妄言说金枝说出的，是萧红的心里话，但至少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金枝说出了太多女人的心声。

“我当姑子去——”能逃开那些刀光剑影的，也唯有寺庙的清静。避世是一种退让，也是一种抗争，一种不同流合污的辗转逆行。

萧红却因手中的笔，显得比金枝更为勇敢。她告诉萧军：“你瞧不起我的文字，你觉得你的文字永远高过我的。你以你男性的狭隘，做出你错误的判断，可是我要告诉你，不要小看女性，她们也是有力量的！”

是的，尤其是萧红这样的女作家，你不应该轻视。

就算自己不断遭遇坎坷和冷遇，萧红的眼依然明亮地观照着这个世界：“作家是世界的，写作则要对准人性中的愚昧。”她用自己的笔书写出时代的痛，唤醒更多的人，看清自己正活着的世间有怎样的荒凉和希望。

炮火纷飞中，萧红不甘地，永远地避开了乱世。但她留下的文字，却如针，刺痛了世界，刺醒了国人。不仅前有鲁迅先生说她的文字“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后又有茅盾先生为《呼兰河传》高唱赞歌，说“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每一个去到她故乡的文人，都会神情黯然地怀想那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那样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怀想她笔下的人生，人性，并续写出更多的诗句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