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片树叶轻轻落下

去年秋季的一天，独坐窗前，看院子里的槐树在秋光中静静伫立，一动不动，十分恬然，我却突生一种悲悯：槐树啊，你难道不知道秋临天下了吗？尤其是那些薄如蝉翼的叶子，一点儿也不惊慌，高高地站在枝桠上，任秋天的脚步把它踱黄。微风吹过，有一片黄得如金子似的树叶落下来了，轻轻的，缓缓的，然而却是毫不犹豫的，视死如归的，扑在了草坪上，没有任何回响，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一片树叶轻轻落下。它让我想起一个人。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得了一种叫肺心病的病，气喘得很厉害，走路时间长了些，就喘；说话时间长了些，也不行。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让他把烟戒了，他立时就不抽了。每个礼拜打三次台球，也中止了。他很豁达，牢记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古训，认认真真看病，快快乐乐生活。我打电话给他，想去看他，他说：“不用了，七八十岁的人得点病很正常，只是春节来，别带茅台啦，喝不了啦！”我想起前年春节到他那儿，他的老伴儿孔大姐给弄了几个小菜，说：“这么多年，老哥俩也没在一块喝过酒，今年就多坐会儿，说会儿话。”我和他边喝边聊，酒足饭饱，话儿却没有个头，相约来年再聚，我带茅台酒来。2007年他已不健，遂延至来年。谁想2008年春节未至，10月的最后一天，他竟溘然长逝。我和唐绍忠春节时得到这消息，一块儿到他家，已听不见他憨厚的笑声了。孔大姐告诉我们，报社给开的追悼会，很多人都没通知，他不愿意麻烦大家。

他就是达生，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毕业就来到天津工作的老编辑。先是在晚报，后来在日报，几经辗转又回到晚报，但无论到哪里，他都没有离开副刊。天津的许多作者、作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970年秋，正在连队代职锻炼的我，突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歌颂祖国的诗，寄给了报社，希望能在国庆前后发表。然而国庆节过了，菊花开了，秋霜至了，我的诗依然毫无音信。第二年春天，我早已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却突然收到报社的来信，通知我到报社开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正是在这个座谈会上，达生给了我许多鼓励，使我重新燃起了创作热情，很快在他编辑的副刊上发表了我到天津后的第一首诗。从此，我走进了天津诗歌作者的行列，也与达生建立起长达近40年的友谊。

他是一个作风严谨、心地坦诚的人。对于我的投稿，他从来没有一句溢美之词，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从不以“缺乏新意”一类的套话敷衍，顶多说一句：“再写一篇看。”然而从这朴实的话语中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期冀和信赖。编辑和作者，还有什么比相互的信赖和尊重更可贵的呢？事实证明，正是这种信赖和尊重，使我的写作有了激情，文字也力求工整、简洁，作品质量随之有所提高。编创之间的这种互动，我是最大的受益者。粉碎“四人帮”那会儿，他曾约我写过两篇评介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的文章和几篇散文，我的写作领域从此有所拓展，不再拘囿于诗歌的一隅了。

应该说，我的写作的每一点进步，都有达生的心血的滋润，但他从不张扬，如同他对其他作者、作家一样，他认为这是应尽之责，责无旁贷。编辑大多数是文学之树的绿叶，只有少数可以成为作家。即使成为大家，如孙犁先生，也是以培养作者为己任，倾尽心智，不遗余力。达生崇敬孙犁，处处以孙犁为师，恪守绿叶的职责，用智慧和知识完成着笔削之功，以身体力行担当起攻玉之务。一篇好作品面世，作家接受赞美，而编辑却默默无闻。这委实有些不公，但真正的好编辑却从来不言己功，不借此沽名钓誉。达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一种品格。这种品格，我是在自己做了编辑后才有所领悟的。

达生者，通达生命之谓也。他悄悄地来，默默地做，悄悄地走，不求闻达于社会，但求独善其自身，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我想，凡是得到过他的荫庇的人，都会怀念他。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