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怯岁尾

宋之问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句，写阔别多年后回乡的心情，写得极是准确。我想仿拟此句写自己的岁尾心情，叫做“岁尾情更怯，不敢翻日历”。年轻时我并没有这样怯怯的岁尾心情。因为年轻，我也曾处在别人羡慕的目光里，领受长者“子登青春”的羡语，感觉着充满活力生命的轻松和惬意，感觉着“八九点钟的太阳”热情澎湃的生命正无尽头。童稚时期则更是毫无岁月流逝的概念，挂上新年日历的时候，吃过年夜饭的时候，我和族中子弟们还会欣喜地欢跳着击掌庆贺长大了一岁。

年少时确实是无忧无虑、无所用心，对于岁月的更替绝无敏感。虽然在父亲的建议下早就写起了日记，是知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日子在花样迭出的少年游戏里甜甜地过，心里从不曾有片刻时间去思考“岁月”这样有些沉重的问题——过于稚嫩的心是不适合负荷沉重的劳什子的。我写日记进了新年还习惯地错写了旧年的年份，整个七十年代布满了我错写的年份和涂改，布满了我没心没肺的叫喊和彻天彻地的喧闹——日子过得岁月无痕，有着无可复制的飞扬——以后的生活中我无数次地追想着这种无可复制的飞扬。

二十岁这个年龄可能是条分界线。二十岁以后似乎无法再拥有无忧无虑、无所用心的境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二十岁以后学业、事业、家业既接踵袭来又交错挤兑，它们都以王观堂在《人间词话》中给出的三种境界循序演绎，一视同仁地折腾我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我绝非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也难逃此善意的劫数。在忙忙的应付中，时间不再是涓涓细流，绵长地流淌；而是急瀑跳崖，轰轰地倾倒。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老人们常用的夸张：眼睛一眨一年，眼睛再一眨又是一年。一眨一眨中，我似乎已经无暇享受岁月的欢乐，而是感觉一直站在逼仄的岁尾，怯怯地清点，自己还剩多少年龄，可以支付给以后的岁月。

人生识字糊涂始，这是哲学命题，而不是生活常识。识字程度总是和对于世界以及社会生活的认识程度成正比的。文字是大千世界的符号，人没办法直接对着大千世界思考，只有借助文字符号思考。所以，识字是理性的土壤，是思考的条件。童稚时期识字少，对岁月也就多感性认识而少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中，岁月似乎有足够舒展的空间，听凭人去享用挥洒；理性认识中，我们醒悟到，岁月的空间对于我们往往没有多大意义——有限的生命总冷酷地限制我们尽情地、充分地拥抱岁月。所以，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表达。

子曰：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这句话几乎已经把人生的任务完成和境界提升表达干净了。人的一生中，这些任务和境界是环环相扣的，哪一处环节松脱了，人生的质量就必定打了折扣。打了折扣当然可以修补，但修补就存在时间风险，上天往往吝啬假以时日。我情怯岁尾就是这个原因。我活过了王勃的年龄、贾谊的年龄、柳宗元的年龄、韩愈的年龄、杜甫的年龄，正奔“耳顺”而去，但我哪里有他们的才华、境界和成就哦，我注定此生已大打了折扣并且无法修补，我也早已无法用“年轻”作为自己的遁词。

欧阳修和苏轼在不足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称自己为“翁”和“老夫”，这就封杀了我“年轻”的历史可能。当代社会以人均年龄的提高而仁慈地放宽了“年轻”的边际，似乎提供了“年轻”的现实可能。但我记得陈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没有理会放宽了边际的年轻，在谈到一个“青春无悔”主题散文征文他的得大奖的散文《深刻的梦》时回信给我说：“青春早已逝去，我们都已是老者。”那时陈村三十二岁，我不过二十八岁。而况现在的我呵。

当然，岁尾情怯在我已是年年如此，但掇弄文字总是我顽固的爱好。才华和境界早已是羞于言说的，表达向善之心倒是可以让我扪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