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面煮疙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次与新疆诗人周涛交往。除诗歌、散文的交流，因他老家为山西榆社，抗战时期又出生在上党盆地，大家同为太行山人，仅聚一起忆往，就有很多共同话题。

说起童年往事（那时候他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城，而非穷困的太行山乡），其中有一件事，他是那样记忆犹新：有些早晨，他在半睡半醒之间，总能听见小脚奶奶在灶间忙碌着为一家人准备早餐。缠足的奶奶，多半辈子都在榆社老家度过，多会做的，也只有家乡饭，一般来说，他也爱吃，也还能吃。可有些早晨，他在温暖的小被窝里，一听见灶间有啪啪啪的拍手声，他一下就会从睡梦中坐起，大喊完了，完了。

那啪啪的拍手声，就是缠足的奶奶在锅边拍玉米面煮疙瘩呢。

他最怕吃的，便是这玉米面煮疙瘩。下咽十分困难。

另一位诗人，是老家亦为山西榆社的刘文青，我的至友。

一次，朋友请吃饭，开车在太原城转了大半天，结果拉他到了郊野一家黑黢黢的粗粮馆。这已让他满肚子不高兴了，可谁知才嚼几口蒜泥拌苦菜，劣质散白酒还未饮二两，粗粮馆脸色紫红、黑大胖的老板娘，倒将一大粗碗玉米面煮疙瘩端上来。刘文青一见，身子一窝，腰都软了（他原本腰背就有点弯曲）。他把筷子放下，歪着脑袋点了支烟说：“我从榆社老家来太原，就为了不吃煮疙瘩。知道在这儿也吃煮疙瘩，我何必费那么大劲儿从老家出来呢。”

我打小也难以下咽这玉米面煮疙瘩。若是往汤里撒点酸菜，炝点油，扔两个盐坷垃，还好点；仅就一根萝卜老咸菜，少盐寡味地吃，腹中饥饿难耐，也是一件挺发愁的事。

在这之外，是更加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干疙垒。太原这地方，有一种叫拔烂子的，和陵川人指称的干疙垒相近。不同的是太原人吃拔烂子要加葱花炒一下，拔烂子本身也多用白面，且是裹着碎土豆上屉蒸的；干疙垒，顾名思义，就是把玉米面放在锅中加水干圪炪一下。尤为最甚，是仅掺一点玉米面的糠麸干疙垒，它似乎能穿透你的味觉记忆，多少年以后，你只要一想起它，那咀嚼好大一会儿还堵得满满两个腮帮子的糙干涩苦——开水都送不下去，当刻就能回到你口中。实际上，一锅玉米面干疙垒，已经让你吃不消了。小时候，我放学回家，只要见锅里圪炪的干疙垒，马上就能嗷嗷咒骂起来。端起粗碗吃的时候也一样。吃完都不肯作罢甘休。

贫寒人家的孩子，对各种吃食的记忆最甚。好的甚，赖的更甚。非人下咽的东西，它们即使弥补过人与土地间宽大的缝隙，那也是令人沮丧，令人生厌的。小孩子就一条，人之起码欲求，他可不管家中到底过得有多苦。

如两位诗人记忆中的玉米面煮疙瘩；如我记忆中的玉米面干疙垒，更加难吃、也更加难以下咽的糠麸干疙垒，还有同样难吃、也同样难以下咽的糠疙瘩，皮疙瘩，黍糠疙瘩——比它二哥窝窝头难吃一百倍，比它大哥白面蒸馍难吃一千倍；还有，如母亲、姥姥记忆中的杨树叶，柳树叶，槐树叶——可不是纯洁莹白甜美的槐花，那呵在嘴里，似乎就化了；树皮——也不仅仅是榆树皮，榆皮面反是少有的美味，是各种树皮；当然，还有天下第一难吃的淀粉疙瘩——把玉米秆晒干碾成面后蒸成窝头状。我出生前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村中乡亲，多数人因吃它得了大肚病。母亲当年的大肚病便颇严重。还有的乡亲，就因吃它（也只能吃它，没有别的）命丧黄泉；“那是一肚子石灰呀。”这是母亲的原话。

再有，就是留在姥姥和大姥姥记忆中，从日本人的枪口下抢出来的几粒大米了。这充满了恐怖与凶险。姥姥说，吃这米做的饭时，还心跳手抖，碗都端不住。大姥姥一个侄子，因这样偷米被抓，当场便让小日本开枪打死了。大姥姥说，他被老皇枪决时，才14岁，人又文静又聪明，是少有的好孩子。姥姥和大姥姥他们，先是找到日本人的运粮车，乘车夫不备，拿剪子照装粮食的麻袋上一捅，马车前行，捅开的窟窿便开始往外漏粮，他们潜行于车后，用簸箕和笤帚再把漏到地上的粮食——更多是尘土和马粪，一一收起。这是从虎狼口中夺食，无异于赴汤蹈火。

对于这段苦难的岁月，我真不知道除了铭记，更多的应该是诅咒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