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筹年货

当年我们这七八个知青下放，在讨论放置点时，看了名单和家庭情况介绍，其他的大队长都觉得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以后不好管，推三阻四。只有农科所老潘独具慧眼，一口应承了下来。管知青的公社副书记一再确认：“老潘，你真全包圆啦？”潘所长语气坚定地说：“对。以后保证不给你添麻烦。我负责调教好，个个出彩，当模范。”末了，潘所长还带着庆幸的口吻说：“我可是白捡了一堆‘宝贝’哦！有你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潘眼光超前，先入为主。对比起其他安置点的知青，我们所得到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是最好的。他动员所里当地职工回家住，腾出三大间平房做男女集体宿舍，还辟了一间文娱活动室，把村里最好的烧饭师傅“借”来，专司厨事。除平常参加繁重的农活外，老潘还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让我们监管所里的鱼塘和划拨的山林，组织篮球队，筹办农民夜校，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考虑缺营养，老潘还教我们种菜，自力更生，间或集资，从村民手里买土鸡、山鸡蛋，或到镇里割猪肉，改善生活。

由于知青身份被高度认同，虽然条件差，但我们心情愉快，劳动积极性高涨，工余各尽其责，把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与村民劳动和生活的互动中，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作为回报，节假日返城探亲，我们通过在县城有门路的父母，带些柴煤油、烧煤、日用轻工产品等紧俏物质回来，缓解村民的一时之需。

转眼至岁末，到年终结算的时候。那天，作为知青组长，老潘诚邀我参与整个结算过程。虽然我们都出满勤，“工分”挣了不少，但老潘双手一摊，说所里就那么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保吃外，余下的卖出不了几个钱。幸亏他以农科实验的名义，偷偷地搞了几项副业，如种蓖麻、西瓜、黄花菜，搞苗圃、养鱼等，弄了些闲钱。不过，摊在每个人头上，分值仍很低，最多的只能拿到五六十元，差的甚至只有十二三元。辛苦一年，形同白干，过年钱寥寥无几。不过，老潘也早有预感，特地从所里微博收入里拨出些许专款，专门从村民手里买了花生油、土鸡，再留鱼塘里打起的十几条大鱼分给我们，算是给县城的父母带回的年货。

公布了年终分配方案，我还动情地讲了老潘资助我们过年的“义举”，大家的情绪由期盼、失望转为感动。我当时问老潘：“那你们的春节咋过呀？”老潘露出一口黄牙，不好意思地苦笑：“将就呗！虽然缺吃少穿穷忙年，但这只能叫做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啰！”

我理解老潘的无奈，当时动了恻隐之心，带头表态：“老所长，提前放三天假，让我们各显神通。我找我爸，给所里和村民弄两头有指标的猪肉回来。”其他知青纷纷响应，有人承诺让管商品分配的父亲调剂一些新布、煤油、火柴、水瓶等，还有人也主动请缨，让掌有实权的亲戚批些春节里必需的紧俏物质。最后，没门路的阿梅和玲子决定留下来，参加公社文艺宣传队，届时到各大队“巡演”，给村民献上昂扬着政治激情和文艺范儿的“年货”。

那年，我们与老潘、所里的职工以及村民惺惺相惜，心灵交融，发挥所长，遗拾补缺，互办“年货”，过了一个千滋百味永生难忘的特殊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