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锅子菜”

2019年春节是我婚后二十多年首次陪太太回河北老家过年。我们是大年初二下午4点多进村的，首先到她堂妹家。堂妹的女儿到村口把我们领进她家的院子。堂妹的儿子、儿媳早就在家里一楼客厅里支起了大圆桌面，并摆上了几个菜。我们一家三口在与堂妹一家人相互拜年后，又到她家两层小楼的各处参观了一番，便围坐在圆桌边喝酒叙旧，直到深夜。

转天中午，按照老家惯例，我们到家族中最年长的二婶家拜年。二婶那年已84岁，精神矍铄，两眼有神。寡居多年的她和儿子一家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此时，二婶的屋里已放好了两张大圆桌，老人家的几个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以及侄子、侄女等足有二十多口子陆陆续续来给她拜年。一时间，整个小院，屋里屋外，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二婶也格外兴奋，招呼晚辈们落座，大家一起吃团圆饭。大伙刚坐好，负责张罗做饭的堂妹（她是二婶的女儿）麻利地摆上八碟凉菜，又吩咐自己的弟弟、妹妹给大家满酒。我是首次跟老家长辈和亲友一起过年，自然成了贵客，亲人们都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就在我喝下第一杯酒之后，惊喜出现了，堂妹和她弟媳每人端着一个小烟筒冒着炭火星儿的大铜火锅走了进来。

火锅往桌上一放，待堂妹掀开锅盖儿，那些在锅中沸腾的汤中翻滚的有红烧肉片、鸡肉片、肉丸子以及蘑菇、粉丝等。火锅里有红、有白、有黑、有黄。这火锅就像刚登场的演员来了个精彩亮相一样，得了一个碰头彩。此时，二婶的老姑爷率先给老岳母的碗里夹了一片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大家随后也把筷子伸向冒着热气的火锅，夹着菜肴吃了起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无论是二婶，还是同桌的兄弟姐妹对这个火锅都没感到有啥特殊，就如同端上一盘炒鸡蛋、拍黄瓜一样平常。这让我有些惊奇，难道在离天津三百多公里的河北乡村也有过大年吃火锅的习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我就有了惊喜，甚至是感动，就像失散多年的孤儿找到家的那种感觉。

说来话长，在天津也曾有过春节吃火锅的习俗。在没有集中供热的年代，多数住在平房里的天津人，每到冬季，家里做饭、炒菜、取暖都用一个带烟筒的煤炉。春节之时，一般正是数九寒天，天冷，吃炒菜凉得快；如果炒上几个菜，后面的菜还没上桌，前面炒好的菜就凉了。因此，天津人就利用吃涮羊肉的火锅，把事先做成半熟的肉片、鸡肉、丸子、鱼片，以及面筋、口蘑、白菜、豆腐等一切不怕反复煮的食材放到火锅里；由于天津人称火锅为“锅子”，涮羊肉也叫涮锅子，人们就把这道用火锅加工的合菜称为“锅子菜”。它的大名“一品火锅”，却很少有人提起了。

当然，吃“锅子菜”在过去也都是家庭较为殷实的人家——生活拮据的不仅凑不齐那些食材，就连这要闲置大半年的火锅也不会买。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幼年正赶上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时买米、买肉都要凭票，别说吃锅子菜，我当时连火锅都没见过。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各种生活物品，特别是食品供应开始充足起来。1976年，我父母在逛百货大楼时看到一件久违的物件——它摆放在蒸锅、铝盆当中很是独特，这便是合金钢制成的火锅——一看标价16元，相当于当时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我父母没舍得买，但他们仍惦记着这款火锅，终于在当年发放煤火费时买下了它。顺便说一下，当时天津职工的煤火费是每人16元，买半吨煤花14元，就可满足一般家庭冬季取暖了；因此，双职工家庭，一人的煤火费买煤，另一个人的就可购置些平时无力购买的物品。

1977年春节，我家终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锅子菜”，我们自然格外高兴。从那以后，“锅子菜”就成了我家过年的“保留节目”。我工作后，又买了一个紫铜火锅。再后来，先是由于住上楼房、家里装修等因素烧木炭不方便，更主要的原因是老母、老父相继去世，家里失去了吃火锅的气氛，“锅子菜”已有许多年离开了我家过年的餐桌了。因此，每到春节，我总感觉这年过得好像缺点什么，不够味儿。

那天，当我看到那口热气腾腾的火锅，还有白发苍苍、面带笑容的慈祥的二婶，以及围坐在一起让我们感觉亲切的兄弟姐妹们，我终于明白我这些年缺的是啥了——就是这种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火锅的感觉。这就是家的感觉，温馨团圆的感觉。

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决定每年都回老家过年之后，即被可恶的疫情禁足了，我只好把已给二婶买好的“老美华”骆驼鞍式棉鞋快递过去，并送上祝福，而在春节期间也只能通过视频看他们吃火锅的场景了。我期盼这可恶的疫情赶快过去，能够再回妻子老家，吃上一口那久违的“锅子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