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猪事

2019，己亥猪年。

拆封新台历，一群肥嘟嘟、粉嫩嫩的小猪跃然扉页。再往后翻，每页皆或穿花衣、或打领结、或戴墨镜的国画小猪，俯卧的闲适慵懒，溜圈的淘气活泼，耳鬓厮磨的尽显亲昵……这滑稽而生动的画面，再次激活我记忆中许多关于猪的物事。

割猪草、煮猪食、喂猪、赶猪，是我少年时代的“主修课”。其中，我最讨厌喂猪。大敞锅里煮了一上午才沸腾起来的猪食，要一瓢一瓢舀进半腰高的大木桶，装满后提去喂猪。我单薄的小身子可提不动这热气腾腾、汤水晃荡的大家伙，每桶都得推拉结合、一步一挪地挪出灶房、挪过走道、挪下石阶、挪到院子，再一瓢一瓢舀进食槽。要是不小心挪翻了桶，父母训斥免不了，烫破了皮肤、泼脏了衣服，也是家常便饭。放猪出来喂食也是件极其惊险的事，先得运足内力猛推几下门，把早已噘起拱嘴“呼呼嚯嚯”抵在门上的猪们撞退，然后一闪身一跳跃，远远躲开。动作稍慢，七八头饿死鬼样的猪一哄而出，撞你个人仰马翻，它们可不管不顾。

寒冬腊月，父兄们忙着杀年猪。村里总有几条声名远扬的杀猪好汉，磨刀嚯嚯后，眨眼功夫就能把大肥猪按倒在地，捆好四蹄，抬上案板。手一伸一缩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猪的惨叫声已由强变弱，由弱变喘。女主人迅速端来事先盛了清水的洋瓷盆，在猪脖子下接住“噗噗”喷涌的带着沫子的血水。据说，年猪断气得越快，主人一家就越安康无恙；猪血淌得越多，来年老天降雨就越多。

杀猪为了吃肉，但吃肉之前，万万不可忘了敬神和祖先。祭奠时少不得“刀头”（带皮的正方形肥肉）。按父亲的说法，缺了刀头，列祖列宗就领受不到供品，一家老少也将得不到保佑。还要祭奠屋后老梨树下的山神，别看他咸淡不争，每次祭拜也不可马虎，尤其是年夜饭前的一祭，务必要有立着一对完整耳朵的熟猪头。最复杂的是献圈神。牛圈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呈上装了整只熟鸡的大土砵，周围配以碗盘相叠的墩子肉、片片肉、大排小丸等，一应俱全，父亲才庄严下跪，祷告“猪羊成群、牛马成双”，还着重提醒圈神保佑猪儿“低头吃食，抬头长膘，不尝瘟水，不食毒草。”猪们早已吸溜着鼻子，激动地“哼哧哼哧”拱门，“呼噜呼噜”咂嘴。

过年烧“筒子”，也是与猪戚戚相关的。

“筒子”为何物？就是大树干的一段。松树筒子、白栎筒子、水冬瓜筒子等，长度不超四五尺，粗的我双臂合抱还围不拢，细的也细不过水泥电杆。吃完年夜饭，父亲从屋外扛来干透了的大筒子，将头塞进火塘，尾用小板凳垫高，固定好位置。再丢些碎柴草进火塘，浓烟大作，一阵滋滋啦啦、吡吡啵啵的脆响过后，筒子被引燃，满屋暖烘烘的。村民们坚信，唯有除夕夜烧了筒子，来年的猪才好喂养，且筒子越粗，烧出的火力越旺，预示着年猪越膘肥体壮，饭碗里的油荤越足。大家常拿懒汉赵牛当实例，众人忙着砍筒子时，他裹被窝睡大觉，家家杀年猪吃大肉时，他干瞪眼。

也许你听说过放牛、放羊、放马，但没听说过放猪吧？若干年前，我们村的猪是赶到山上放的。那时，人的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猪就更别谈生活品质了。赶到山上，它们多少能啃些草根，吃些野果。

秋天是猪最幸福的季节。白栎树年年高产，秋风一来，穿着褐色铠甲的果实经不住撩拨，噼哩啪啦拥着挤着扑进厚厚的落叶堆里。那饱满而富含淀粉的籽实，足够鸟雀、松鼠们大开两个多月的宴席。这时，各家各户也忙着赶猪上山，让大自然去承担它们的伙食费。猪们可乐坏了，一头扎进林子，忘了天地晨昏。胆大的人家干脆以森林为猪圈，在栎树刚开始掉果就把猪放归山野，直到初冬才漫山遍野地去叫唤寻找。

吃了栎果的猪大有看头。赶出去时脊梁如削、皮包骨头的瘦架子，找到时已个个毛光水滑，有模有样，连脾气都变了，贼精贼精的，野性十足，动辄哧溜就逃掉。主人粗门大嗓棒喝不成，围追堵截不成，只得软语轻言，左诓右哄，抛出一个又一个玉米棒。慢慢熟络起来，猪眼识得主人，才肯逐渐靠近，顺从地回家。找猪，可说是个悲喜交加的过程。有一年梁老安家赶出去五头猪，找回来时只有四头。全村人出动，翻遍冈峦沟箐，丢失的一头始终没有线索。张大熊家可走运，放了三头成年猪上山，两个多月后找到时，已多出九只猪娃——母猪在山上做完“月子”，还用丰沛的奶汁养活了一大窝儿女。

我母亲从来不让我家的猪“打野”，每天要我们脚跟脚地守着，太阳落坡后必须如数赶回。有时也会有一两头瞎捣蛋，天黑尽了不见回来，母亲就“小短命”“小挨刀”地骂我们一通，再把木槽翻转倒扣，一边用猪食瓢“咚咚”敲打槽底，一边扯开嗓门“哟——来来，哟——来来”地呼唤，末了敞开大门，回屋等候。也许不多会儿，也许半夜三更，走失的猪还真就“呼噜呼噜”地吹着鼻子回来了。

赶猪的时候，我最喜欢把双手按在猪背上。猪受了外力想跑却跑不快，想跳也跳不高，那笨拙的动作真叫人好笑。有次下坡时，我几乎把整个上半身都压在了最大那头猪的背上。它抬起头“嚯嚯”地发着飙，突然扭起屁股狂奔。我忙抓它的大耳朵——没够着，瞬间以狗啃泥的姿势摔趴，额头立即长出个大包，牙齿重重地磕在石头上。两颗门牙难以幸免地负伤，右边一颗牙尖缺了一小块，左边一颗拦腰磕出一条裂痕。还好这两员“大将”足够坚毅，至今身残志不衰，依旧带病上岗，也没怎么影响我的光辉形象。

我刚记事时，国家实行生猪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每户农民每年须向当地供销社的食品组上交肥猪，完成生猪统购任务。否则得不到肉票，这一年就没肉吃。当然，完成任务后，圈里若有多余的肥猪，也可自由屠宰。但那时粮食极度匮乏，人人都在勒紧裤腰度日，哪还有能力多养一头肥猪！

有一回，我跟母亲赶了我家唯一一头肋骨都数得清的大黑猪去上交。那猪无膘一身轻，翻山越岭一路挣着绳子飞跑，大约跑了两个来钟头就到达食品组大院。太阳才红红地升了起来呢，院里已站了很多牵着猪的人。放大板秤那间铺了干草的屋子，铁门还紧锁着。很多人将绳子收得短短的，用菜叶、萝卜头哄着猪排队，眼睛不时地瞟向大铁门。中午过后，阳光已洒满整个院子，铁门仍没动静。人们已早成散沙状，各自找地儿坐着，聊天的聊天，打盹的打盹，任猪在院里东游西逛，墙角拱拱，相互拱拱。母亲时坐时站，不停地拍猪背：“老黑，你给我乖点，快躺下，好好睡着。”

“肚子本来就瘪，再走动拉几泡尿，斤头更不足了。咋办？咋办……”母亲念叨着。

直到夕阳收上东山墙，一个瘦长脸的阿姨才来开门。轮到我家老黑上秤时，她高声命令道：“要不成，拉回去！哼，这也叫肥猪！”她像被我们愚弄了似的，剜了母亲一眼。

我和母亲摸着黑，原路赶了猪艰难地回家。父亲大吼一声：“老子杀了它吃肉！”

大约又喂了一个多月，不知父亲是怎样说动母亲的，老黑果然没再进食品组，而是上了我家的案板。为防止外人听到嚎叫声而向上级举报，父亲不敢按正常程序杀猪。他先跑出去房前屋后观察几圈，又爬上房顶扫视，远近无人，才急忙回来插好门杠，趁着老黑沉迷于白菜帮子，抡起大铁锤向猪脑袋砸去。老黑并没像父亲想象的那样闷声倒地，反而跳将起来，发出凄厉的怪叫声。父亲红了眼，追上去一气乱锤，直到它眼耳口鼻出血，慢慢瘫在地上。母亲吓出一身汗，警告我们：无论谁敲门都不许开，以后谁问起猪叫声也不能说。

那一年，我们吃了几顿饱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烧“筒子”也好，敲猪槽也罢，或是献神灵，或是用猪血的流淌量来预测大自然，都是那贫穷年代，我的父辈们的一份情感寄托，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衣食无忧、幸福指数日益提高的今天，村民们不再为吃一顿肉而发愁，也不再为能养一头而深感富裕。在农民大批外出务工的潮流中，村庄渐失年猪的哀嚎，一代手握屠刀的豪杰垂垂老矣。那刀，更不知被弃置在哪个角落兀自锈蚀。

又逢盛世猪年，渗透着猪文化的楹联、寄语、纪念币、聚宝盆、挂历台历等，正以铺天盖地之势灌入我们的耳目，融进我们的生活。我也趁此良机，衷心祝愿诸君：

珠玑满腹，朱笔题名！

猪年大吉，诸事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