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的现锁

我经常会羡慕身边的朋友，他们虽然和我一样职位并不高，收入并不多，车子并不好，房子并不大，但是，他们活得很充实。闲暇时间一起捡石头、钓鱼、喝酒，甚至玩牌、打麻将，讨论某件国际大事或生活琐事儿，很世俗但也很快乐。偶尔也谈论文学，小说诗歌抑或散文，其中的一个人在地区或省级的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会成为一场讨论的由头，随后的话题可能散发开去，最后以对文学命运的担忧而告终。但随后他们依然会去写作，依然会很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文字，尽管看上去他们一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比如谭现锁、代敦点、李成林他们。他们生活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过去一直觉得南疆好，至少不缺水。去了南疆才知道，真的还很艰苦。与之相比，之前我所有的诉苦不过都是无病呻吟而已。我去了一片枣园，一片树叶落尽枝杈上只有一粒粒饱满的红枣林，那是塔里木人引以为豪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冬季，红枣挂在枝头该是多么浪漫富有诗意的一件事儿啊。可是，我看到那些体型硕大、颜色暗红的大枣的瞬间，心里咯噔一下：这里真的比我所在的那片地方还要艰苦。红枣上面蒙着厚厚的一层土——不，应该说是厚厚的一层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以前听人讲，在南疆每年不知不觉中要吃掉好多沙子，当时说什么也不信。现在信了。

去南疆之前，谭现锁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我们之间几乎相隔了一年时间通的第一个电话，他问我来不来南疆，来不来塔里木，看看阿拉尔，当时我还在犹豫。因为我没有去过塔里木，没有去过阿拉尔，很想去看看，但工作又很忙，担心脱不开身。其实内心深处，对南疆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恐惧——那么遥远的路，来去太费时间了。七八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南疆，当时主要去的是喀什和阿图什，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几个口岸，一周的时间几乎全在车上、路上。现锁听出了我的心思，说你来吧，咱们一年都没有见面了。

我和谭现锁认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湖南长沙认识的，一起在毛泽东文学院学习，一个月时间，我们同居一室。所以除了同窗之谊，还有同室之情。现锁是阿拉尔市沙井子垦区某个团场中学的老师，人很勤奋，也很本分。在毛院学习时，除了认真听课之外，笔记记得最好——好几个女生下课后都会经常“自觉”地到我们的宿舍找现锁补笔记（不知道是不是借口，反正我一听到“现锁在不在”就会自觉地离开宿舍，给他们腾地方），每天还要写日记。带队的安江先生每次到我们宿舍，都会当着我的面夸赞现锁，说现锁是写散文的，散文写得相当有水平，有的作品已编入中学课本，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很多。说现锁为人实在，安江在南疆“访惠聚”蹲点的时候，现锁每到周末总要开上自己的小车装上生活用品、酒菜，带一两个文友去慰劳他们。安江蹲点的那个团场属于图木舒克，距离图木舒克市300多公里，很不方便。现锁所在的团场属于阿拉尔，但距离安江蹲点的团场很近，才不到200公里。安江说其实现锁去他那里并不是看他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实际上现锁去那里是看望郁笛的，郁笛和谭现锁那一帮人比较熟悉。一来二去的，安江观察了几次，觉得现锁这个人确实不错，有文学潜质，就推荐到毛院学习来了。

我去毛院学习就比较偶然了，因为报名时，我还在外地送孩子上学，就安排推荐了一位年轻的作家。这么多年我似乎特别不爱出去学习，包括党校、行政学院甚至外专局的出国出境培训，我基本上都推脱了，为此甚至得罪了安排学习的部门和领导。可是当我回到单位，我的主管领导找我，说安江打电话了，要求你去学习。刚刚把孩子送去上学，已经没有合理的理由作为推辞的借口。此前遇到学习培训的事情，我总会借口要管孩子学习，领导们也不好太认真，处处放我一马。现在没办法，只好去了。

原计划在长沙学习期间，到武汉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岳阳的岳阳楼看看，结果时间比想象的要不经折腾，听起来一个多月的时间，过了几个周末就没了。武汉、南昌都没有去成，只是到了岳阳看了一眼岳阳楼。学院安排去了几个地方采风，叫现场教学，韶山，张家界，凤凰，又跟着去了一遍。很多同学在长沙找到一个书店，买了很多打折的书，接二连三地用快递往新疆运。我连那个书店门朝哪儿都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知道，感觉就是喝了几场酒，醒来就结束了。

和现锁住一间房，很好。现锁没有不良的习惯和毛病，我好像也没有。除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大部分剩余的时间我们都呆在宿舍里，现锁总是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写东西，而我，要么打开电视不停地换台，要么就是烧一壶开水泡茶，咕嘟咕嘟喝一肚子树叶子水，然后去几次洗手间放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每天午饭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会躺在床上沉睡过去。有时候现锁会说，你刚才打呼噜了。确实，那段日子的午觉睡得非常香。现锁不打呼噜，甚至连翻身都没有声音。所以，每天晚上12点多关掉电视以后，到第二天7点这段时间，我的睡眠也是非常的好。真的要感谢阅江楼，感谢谭现锁，让我那段时间有了记忆当中最好的睡眠。

在凤凰的那个晚上，雨倾泻而下，沱江的水似乎要溢出桥面。我们在安江的领导下，找了一个小酒馆，准备饮此行的最后一场酒。事前，安江宣布，此场酒由现锁同志买单，因为此前现锁已经三番五次表示出请大家喝一场酒的愿望，拖到现在，过两天就散伙了，坚决不能让现锁带着失望回去。下雨天，喝酒天，今天这个日子非常适合大喝一场！

于是，我们十多个新疆人，临江畅饮，吟诗作赋，甚是风流。当晚，我，现锁，家贵都喝多了，睡在一个房间里。家贵是湖南人，到南疆三十年了，当了领导，还是作家。早上起来，本来在床上睡着的家贵，不知怎地睡到了沙发上，满地狼藉。雨停了，天阴沉沉的，头昏沉沉的。车子离开湘西不久，家贵就下车了。临近桃花源的时候，我也下车了。雨又下起来，我站在雨中向大巴车挥手，和安江，和现锁，和同学们告别。不久安江发短信给我，说看到我和家贵先后下了车，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可能就是离别的滋味吧。

后来和现锁通过一次电话，讨论在凤凰雨夜里大家所作的诗赋怎么刊登的问题。当时酒桌上安江就安排了，除了《兵团文艺》刊登外，我和家贵各自的杂志都要刊登，由现锁负责记录整理。我答应现锁把东西发给我，我会很快安排刊登出来。结果一年多过去了，我压根就没有发这些作品。我自己也说不上原因，反正没有发。现锁再也没有打电话问，我就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到了南疆，还是要喝酒的。安江在，现锁在，郁笛也在，家贵听说后，也跑了两百多公里路赶来，于是一场酒不可避免地喝起来。席间，大家谈及了沱江夜雨，安江突然问现锁，当时的诗赋都刊发了吗？现锁看看我，又看看家贵，憨厚地一笑，说不知道，没见到样刊。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说记不得这个事情了，家贵也借酒掩饰了自己的不好意思。尽管安江没有多说，其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我总觉得自己对不住现锁，对不住现锁的实在和诚恳。去的时候是统一买的火车票，1100公里的路程，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坐了2个多小时的大巴车，才走进了这个离沙漠最近的城市——阿拉尔。因为沙漠里的温差大，我感冒了好几天。会议还没正式结束，我和乌鲁木齐的、北京的老师一起乘飞机先回了。到了乌鲁木齐，又赶紧打上回我所在地方的动车，心里才踏实起来。三个小时后，抵达出发的车站，电话响了。

是现锁打来的。说实在不好意思，刚把大部队送上火车，想起来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说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现锁说走的时候忘了给我带点大枣核桃之类的特产了，很是歉疚。他让我把详细地址发给他，他用快递发给我。

现锁啊，在你面前我真的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