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过年

乡村过年是累赘的事情。

就拿除夕这天来说，写什么样的对联、换什么样的中堂、打多少钞纸、做象征团圆的团子、吃象征长寿的面条，还有那一顿必须丰盛的年饭，杀鸡宰鸭剖鱼刮猪蹄，足够一家主人忙乱。男主人或可颐指气使，女主人则事必躬亲，之后还得烧水给一家人洗澡，换下的脏衣服当天肯定没时间洗，得收藏到看不见的地方。经常脏衣服还没藏起来，邻家吃年饭的爆竹就响了，一家人得赶紧围住饭桌。年饭吃得早，来年发得早。就这吃年饭也累赘得可以，夫妻之间、父女之间、母子之间都得彬彬有礼，不能有家长意志，言词更须注意。言词往往预示来年家景，一句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年饭后还得女主人收拾杯盘抹擦桌面，这个过程后面，就是男主人给孩子压岁钱了。孩子不多，最多只有两个，给少了怕不高兴，给多了又怕惯坏。待清理完灶口，放鞭炮接回灶神，春节联欢晚会已播出好一阵，这时还得点香烛。香烛不是柴禾，不是蜡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点着。

刚在荧屏前坐下，就有亲友登门言称拜年（我们村里吃过除夕年饭就可以拜年），于是方知糕点果盒尚未装上，男主人应酬同时中会叫女主人，女主人一般正在柴灶上炒花生、瓜籽（那是离身片刻就有可能炒焦的），煤气灶上还煮着初一早上的茶叶蛋。再看一眼孩子们（当然是想叫帮忙做点装盘泡茶的事），但这时的孩子分明是不愿听话也不想看电视了，只顾在自己的节日里疯玩。

不由想起小时过年的欢乐，虽然家境并不富裕。那时的一件新衣、一片鞭炮、一撮酥糖、一只纸灯笼、一角压岁钱、一个亲戚的到来，都会带给我许多欢乐。当然那也是由于父亲的存在，由于母亲的操劳，现在轮到自己成了一家之主，不由认同了“身带三口，撒尿还走”的俗话。说起来好笑，就在那样的童年里，我居然盼望着快点长大。每当看到大人掏出来的钱是一叠一叠的票子，而不是一分二分的硬币，我就希望自己早点成为大人，最盼还是过年，因为每过一年就大一岁。我在过了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有时也能掏出不止一张的一叠钞票，但究竟够哪一头花呢？我那时哪知道，对有些大人来说，花钱并不是快乐的事情。

只是现在不像小时候那样盼望过年了，虽然事实还是每过一年就大一岁，但我得到的提醒不再是“长大”，而是生命时间的滑过，剩下时间的缩短。人生有限的生命时间，正是以年岁为单位计算的。大过年的说这种话，肯定有人反感，但我确确实实这么想过，此时此刻正这样想着。只要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规律，过年就永远不会是单纯快乐的事情。我理解医生及亲友为什么会对一个癌症患者隐瞒实情的苦衷，但过年就是这样无情地提醒我们又大了一岁，这不等于告知我们距离必须的结果又近了一步吗？

当然，如果我还是童年，就不存有这个精神累赘，至少不会在洗澡后把脏衣服收藏起来，因为收拾衣服是妈妈的事情，妈妈不光收拾衣服，还浆洗衣服。池塘边，妈妈用棒锤锤着我们的棉衣，用刷子刷着我们的单衣，用双手搓揉我们冒着泡沫的所有脏衣。妈妈拧我的棉衣时呲牙咧嘴。我童年时经常看到妈妈洗衣的场景，一般是她带着我去塘边，只有一次是我自己去的。记得那一个除夕的夜晚，我捏着压岁钱就是睡不着，终于看到窗外朦朦的光亮。我偷偷的，蹑手蹑脚的穿衣起床，无声无息出了门，捏着压岁钱往小店跑。村里好几家小店都没开门。我满村转悠。我听到一些动静，寻声到了村口塘边，妈妈与几个妇女正在洗衣服。冬天的红霞把塘水缀饰得闪闪发亮。东方的曙光罩着她们的脑勺。我奇怪地想：她们怎么都系了同样的白头巾呢？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白头巾，那是霜。后来那些霜成了头发的颜色，永远停在了妈妈的头上。本来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还是很年轻的、很漂亮的，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只是那些霜，永远地停在了她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