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守护着西安娃

作者: 墨涵轩客 2015年12月24日原创散文

从前的西安娃,似乎都有一段暖暖的城墙情节。现今西安娃的城墙情节淡了,淡的多了。城墙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区隔城里城外的一道墙罢了。也难怪,城墙还是那座城墙,西安却在变,西安娃也在变。

在我的体会中,谁要是说他是西安人,却对城墙没什么感觉,那他八成可能不是地道的西安娃,起码不是曾住在西安古城墙下的西安娃。宽厚高大,工整方直的古城墙就是西安人的影子,在它的脚下生活久了,多少都会萌生出城墙的性格。

我从小就生活在西安西门里一条叫白鹭湾的巷子,巷子南头朝西拐,几十步远就到了西城墙跟。在我的印象中,西安城墙应该是一个鲜活又悠久,具象又抽象的大概念。说实在的,尽管如今的西安城墙早已修缮得内外整洁,装扮的像个急火火要去相亲的大龄青年,招风惹眼的。我打心眼里还是觉得,五十年代的西安城墙更加温馨亲切一些。那时的城墙也许陈旧,有几段甚至几近残破,却更显苍劲拙朴,就像一位身着青布长衫,须发皆白的老者安详和蔼,我若有心里话,也更愿意向他诉说。

我记忆中的西安城墙,不只是有棱有角冰冷的砖墙和威严的城门楼子,它更像是有生命的,能给人以呵护的,让人感到可亲近可依靠信赖的沉默的朋友。1955年我上小学,那时尽管贪玩,但学习却从不让妈妈操心,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都是三好学生。那时放了学,作业极少。除了在院子里,在白鹭湾街道上与小伙伴们玩耍以外,经常出没的地方,就是攀城墙;在城墙上放风筝,练练花拳绣腿;钻进城墙的防空洞里捉迷藏;在城墙外的树林里捉蟋蟀,逮蜻蜓,粘知了,扑蝴蝶,掏黄鼠,挖荠菜,掘地软;在护城河里游泳,抓青蛙。用西安话说,就是“匪咋咧”。

最让我感到新奇刺激,也最让我母亲操心不已的,要算我也曾尝试过在城墙上“贴壁虎”了。其实就是沿着城墙的内立面,砌成有一定斜度的砖缝,手脚并用,一点一点的向上蹭,最多能蹭到两米多。再纵身跳下,充其量属于练练胆儿的那种,一般是有惊无险,乐趣全在哈哈一笑和争胜逞强之间,就算摔个屁蹲儿,也谁不笑话谁。

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前,西安娃攀城墙最常见和最快捷的方式,要数“攀水槽”了。那时,西安的旧城墙内侧每隔六十米,就有一道流水槽直通上下,砖石结构。它能确保城墙顶面(叫海墁)的雨水,顺畅的流散到城墙下面,防止墙体被雨水浸泡。沿着凹型水槽的内侧,有人工凿出的脚窝,手脚并用,攀爬起来比较轻松。快到墙顶那段女墙的时候,是最险要的一段,因为女墙虽然很矮,却是垂直的。所幸的是,那里总有几处合适的脚窝可以借力。

对于生活在城墙身边的西安娃来说,城墙是他们放飞心灵的地方。五十年代中叶,西安的所谓高层建筑中,能超过钟鼓楼的寥寥可数,想登高望远,上城墙就是最佳境。再说,那时的城墙随便上,不用掏一分钱。当然大多数人若要想上城墙,还是规规矩矩从登城的“马道”,顺着阶梯型坡道上去。

春和景明,站在城墙上,蓝天白云下的终南山清晰可见。西门城楼上成群上百只野鸽子,在城墙内外自由翻飞翱翔。盛夏之夜,城墙附近的孩子们会结伙一道,各自卷着一张竹席,或者一张草垫子,铺在城墙顶上数星星。深秋时分,我多少次坐在城墙的垛口上,目送着一拨一拨的大雁,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向南迁飞。隆冬腊月,站在城墙上看雪,城里城外,满目皆白,不由人就想吼上两嗓子,也好把翻肠倒肚的话,一股脑腾个干干净净。

一直到文革初期,我上高中二年级,那时校内校外已经全乱套了,社会上的“血统论”正甚嚣尘上,我属于黑五类的“狗崽子”,什么派也不用参加。于是,有空就上城墙练习小提琴,拉好拉坏,自我欣赏。要么就对着城墙外的树林,学着京戏里的铜锤花脸叫板:呜—呼—哈—哈--哈!或者在一个一个的垛口上跨越奔跑,与其说是在练胆量,倒不如说是在纾解内心的苦闷与困惑。

我相信,城墙在每个西安娃心里,都是沉甸甸热乎乎的。无论遇见高兴的事或烦心的事,都想与它絮叨絮叨,好像就觉得它能听懂。结识了心仪的好朋友,就想到先一同逛趟城墙,好把彼此的脚印和话语都让城墙作个证。人们只消在城墙的垛口上向远处一眺,有多少流逝的故事就会浮现在脑海,又有多少愁闷的心境也会忽的消散。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西安在变,变得越来越新。西安娃也在变,变得也来越老。六百多年过去了,西安城墙还神采奕奕的屹立在这里,它会一直守望着,倾听着,呵护着它身边一辈一辈的西安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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