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最关是过年

掐指一算，离开家乡已经34年了。这些年来，不管是在繁华喧嚣的大都市，还是在恬淡幽静的小县城；不管是孑然一身之时，还是成家立业之后，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在家过年的一些情景，有时想着想着，一个人还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或者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几声感慨，有时又会把突然想起的一些趣事急不可待地讲给妻子听。日子久了，我就写下了这篇文章，想借助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留住那些琐碎而又美好的记忆，留住那缕淡淡的，然而却总是扯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修武县，那里南临黄河，北依太行，是一个既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又擅尽山水之美的地方。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途中遇到大雨，在此驻扎修兵习武，“修武”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这里是孔子的问礼之地，是秦朝时设立的36个郡县之一，是汉献帝的谪居之地，“竹林七贤”的隐居之地，孙思邈的行医之地，韩愈的出生之地，宋代名瓷绞胎瓷的发源之地。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命名为“千年古县”。境内的云台山山水秀美，独具神韵，是河南省的金牌景区和全国山水景观中人气最旺的热点景区之一。

家乡过年的风俗习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留得住青山绿水，留得住美好乡愁”——时下这句搅动芸芸众生心头万重涟漪的话语，就像是从我的家乡高度概括出来的，又像是专门说给我一个人听的。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过年对我来说是最最具有吸引力的。父亲是个教书匠，每年进入腊月后，只要他骑着那辆破旧不堪、但在全村尚属稀罕物件的自行车一放假回家，我就知道要过年了。再偶尔听一声在村庄上空炸响的爆竹，闻一闻那或浓或淡的火药香，看一看大人们开始忙碌的身影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的样子，嘿，那感觉别提有多美了。

大人们为过年忙，不是从祭灶开始的，也许更早，但我却认为，只有从二十三开始，才算进入年圈。我能背出的谚语，也是从二十三开始的：“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赶大集，二十八贴格格，二十九去打酒，三十黄昏煮刀头。”

二十三祭灶最有意思，简直可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俗文化课。

这天吃罢午饭，母亲就开始和面，并找来一些红糖放在手边，准备烙糖火烧。大约到半下午时，母亲将那个早已烂成几块但却依然用铁丝绑了又绑的炉圈放在煤火上，盖上鏊子，就算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母亲烙火烧时，是不许我们在旁边的，怕我们的顽皮或是言语不当冲撞了灶神。母亲烙的火烧又大又香，火候掌握得很到家。尽管那时白面稀缺，火烧大多是用黄玉米面掺和着一点白面烙的，但是那火烧对我们的诱惑却是不可抗拒的。

母亲烙好火烧后，经过清点数目，将十八个糖火烧全部盛在一个小筐子里，说这是给灶王爷一家准备的干粮，“十八干粮有数事”，必须等敬神之后方可食用，而且每人是有定数的，多吃少吃都不行。因为我们这一带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所以祭灶的事全是有父亲领着我们进行的。在祭灶神前，要将上一年的旧灶神牌位揭下烧掉，然后将新的贴上。摆放的供品除了糖火烧外，还有灶糖、“草料”等。因为传说老灶爷是上天派来监察各家各户日常生活的大官，所以家家户户都对他特别敬重，都希望他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还试图用灶糖来粘住他的嘴，防止他上天后信口开河，恶语伤人。

父亲做这件事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那么认真，那么虔诚，生怕有哪点礼数不周全，会亵渎了神灵。我们先是远远地看着，只有等父亲磕了头之后，才被唤至神位前，学着他的样子爬在地上毕恭毕敬磕三个响头。因为灶君爷是神，所以只能磕三个，这在我们家乡的风俗中是有讲究的——“神三鬼四”，是不能乱了规矩的。只是我在磕头时动作中多了一些滑稽状，远不如父亲做的认真。

敬神之后，或者是在同时，父亲要在院内放一挂五十响的小火鞭，欢送灶君爷上天界。这火鞭尽管很小，只能燃放短短的几秒钟，但是一样过瘾，一样高兴。因为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更大的。况且，那时我也不知道还有比五十响更大的火鞭，只认为那已经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了。

放了火鞭后，母亲也会将笨手笨脚的父亲做不好的事接替过来，将供奉在灶君爷前的“草料”——其实是五谷杂粮，拿到院里撒向空中，并且要把用高粱杆作的小鞭子在空中抖动几下，一边抖动，嘴里还一边念叨：“二十三日去，大年五更来。”做毕，才对我们说：“老灶爷骑着小毛驴上天了，你们快去吃火烧吧。”这时我才弄明白，原来供奉在灶神前的糖火烧最终是让我们吃的，那些“草料”是给老灶爷骑的小毛驴吃的，并不是给老灶爷享用的。

次日，母亲要扫房子，先是将屋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搬出来，将床上的铺盖卷了，木箱上盖上牛皮纸或是旧年画，然后是持续半晌的天昏地暗的清扫，仔仔细细的清洗、擦拭，再然后是将一切东西复归原位，恢复原貌。这一天，母亲特别辛劳，我们也力所能及地帮着干些活。

“二十六蒸馒头”也很有意思。这天，整个四合院内的气氛既欢快热闹，又庄严肃穆。说欢快热闹，是因为这里住的六户人家要同时蒸馒头，有和面的，有做馒头的，有烧火的，人来人往，就像一个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小集市；说庄严肃穆，是因为这天更讲究虔诚和宁静，闲杂人等不得在院内晃悠，经常是插住街门，隔绝与外界的往来。记忆中，一般是两家合伙，一家先蒸，一家后蒸，常常从旭日东升蒸到日落西山。蒸的馍分四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枣花”，是用来敬神的，不光面粉质量高，用的全部是白面，而且做工也非常考究。一家至少要做一个像脸盆一样大的枣花，它是由五个形状像蝴蝶的小枣花组合组成的，并且在每个有转折的地方均垂直夹着一颗大红枣儿，中间部位还有一颗，整体看像一朵怒放的鲜花，所以称枣花。这个最大的枣花是在当屋的“天地全神”牌位前供奉的，既好看，也壮脸。此外，还要按照神位的多少再做几个小枣花分别供奉，必须等过了正月十五十六，年气完全散尽了，方可撤下来食用。而这时，由于气候干燥和时过半月的原因，无论是大枣花还是小枣花，早都崩裂得纵横交错、面目全非了，颇有些“开花”之意，且上面布满了香灰和尘土，很不卫生。可是，在那个年月，谁家舍得把这用白面做的供享扔掉呢？那是造罪啊！所以，最后还是想办法吃掉了。第二个档次是“大馍”，是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按家中人数多少做成的圆形馒头，馒头中间常常包着一颗核桃或一枚硬币，上面有颗枣。第三个档次是用白面包皮的玉米面馒头或者是花卷，专供亲戚食用。第四个档次是黄窝头，是自家人食用的。黄昏时分，这四个档次的馍全部蒸完，堆在洗净的席片上，高得像小山头，过年的气息就像那袅袅升起的热气，扑入了我们的鼻孔，沁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让我们激动不已。

此后几天多是大人们忙活，小孩子们不能参与，所以我们觉得没趣。直到大年三十，我们才又疯癫起来，因为这一天，需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

先是盘饺子馅。这个活儿需要把埋进土里存放的萝卜挖出来，经过清洗、刨丝、煮熟、挤干、剁碎等一系列工序，非常繁琐，不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能在洗净了小手之后参与其中，甚至成为主力。

其次是贴春联。这个活儿是午饭后由父亲领着干的，我们往门头门框上抹着面浆贴春联，往院墙上贴“满园春光”，往枣树上贴“树木兴旺”，往水缸上贴“川流不息”，往案板上贴“小心刀口”。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春”字和“福”字，可以随意往门两旁或床边贴，正着也好，倒着也行，只要能增加节日气氛就罢。同院的几户也都同时在忙着同样的事，等都贴完了，站在院内一看，嗬，四周到处都是耀眼的红色，热闹极了，姹紫嫣红的春天就像真的来到了这个四合院。

再次是上坟请祖先回家过年。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大概是阳间的人过年，怕忘了祖宗，由此想起来纪念先人的法子。母亲早已准备好了几样供品，在我们张贴春联、清扫地面后，催促说：“时候不早了，快点去吧，老祖宗们都等急了。”于是我们拿着供品，跟着父亲，同本家族的几乎所有男性一道，步行着，浩浩荡荡向几里地外的祖坟进发。因为去坟人数的多少，能表明这个家族人丁是否兴旺，是否团结。路上，行人如织，行色匆匆，不用开口，一看便知都是孝子贤孙。到了祖坟，摆了供品，放了火鞭，磕了头，再愿语几句，说些诸如“请你们回家过年”之类的话，然后便直奔回家。整个议程这才宣告结束。

最后就是吃饺子。尽管说大年三十吃饺子没什么稀罕的，但是对于我们家或是我来说，还真是有一些特别之处。我们把祖宗请回家时，母亲已经包出了许多饺子。这时母亲因为抽不出手，就会催促父亲净手之后去烧香，在天地全神、列祖列宗、独处一隅的灶君爷等诸多牌位前，还有院内的一个不知什么名堂的地方统统烧上香。母亲说这是“烧香不隔神”。父亲是教书匠，平时不干这种事，操作起来动作生硬，有时甚至接连几次把火香弄断了，插到香炉里的火香也有高有低、东倒西歪，咋看咋不像那回事。母亲这时就会埋怨说：“除了识几个字，剩下百棱没一棱，啥都不中用。”父亲听了，也不反驳，只是笑，我们也跟着笑。等到煮出了头锅饺子，先放在诸神位前供享了，又放了火鞭，我们才可以去吃。母亲这时又会说，“吃饭不隔人，头锅饺子你们都吃点”。等我们热热呵呵地吃饱了，母亲才刚刚端起碗。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她又会催促我们说：“找一根长竹竿，去当院打金砖元宝吧。”这又是一种风俗，说是这天晚上老灶爷要从天宫天返回人间，骑的小毛驴身上驮着很多金银财宝，谁家要是平日积德行善，这时又有足够长的竹竿，就能把驴身上驮着的财宝打落一地。我自然是极听母亲话的，找来一根长竹竿，煞有介事地在院上空挥动着，希望真的能哗啦啦敲落一院财宝。可是，当我傻乎乎地抓腾半天还是不见有什么动静时，就失望了，回屋禀报母亲：打不着。母亲听了，笑着说：“咱只要积德行善就妥了，打不着，是咱的竹竿不够长。”而我却还在固执地想，真的是竹竿不够长呢，还是天上根本就没有驮着金银财宝的小毛驴？当时的我不得而知。

由于那时没有电视，缺少文娱活动，所以三十晚上，我们除了跑来跑去听叔伯们聚在一起胡抡瞎侃、看姐姐们洗头之后互相剪头、说说笑笑外，就无事可干了，只有早早地钻进被窝，准备明天起个大早拜年。隐约记得有一年晚上例外，我被大人们哄着，用右手反腕拿着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学者文艺队员的样子，自己从一个里间走出为自己报幕：“下一个节目，小健扭。”然后，回到里间，重新走出来为大家扭秧歌，惹得满院子里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一阵阵的哄堂大笑。

临睡前，母亲将我们的新衣服塞进被窝里暖着，将脱下的旧衣服拿走，等过了年再把新衣服换下。我们看着新衣服，兴奋得难以入睡，试了又试，还觉不过瘾，真想穿着它们入睡。那种感觉，是现在的孩子们体会不到的，也是无法想象的。

睡前，母亲还要反复交待我们：“明儿个早起，谁都不准叫名字，不准打喷嚏，起了床先吃一口东西。”后来我才听母亲说，大年五更喊谁的名字对谁不好，谁打喷嚏谁一年不吉利。这自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不足为信。

母亲每年三十的晚上都比我们睡得迟，每年初一的五更都比我们起得早。我们睡去了，她要把明早吃的饺子包出来，怕误了“送汤”，要把摆放的供品收起来，怕老鼠糟蹋了，还要找出一些树木疙瘩在院内烧着，寓意把过去一年那些疙疙瘩瘩不顺心的事全部烧掉，预祝来年平平顺顺，不生闲气。

大年五更我们常常是被鞭炮声震醒的，不用谁叫，便赶紧穿戴一新，下床洗脸。不烧了香、磕了头、放了火鞭、吃了饺子，母亲是不许我们往外跑的，怕我们新鞋踩了脏东西，对一年不吉利。烧香磕头自然还是老一套，不同的是，初一五更给父母磕头还可以得到压岁钱，我们当然高兴。

要说起五更最有意思的是放火鞭和拾小炮。也许正是应验了“姑娘要花，小子要炮”的说法，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放炮。然而，五更吃饺子时放火鞭这件事，母亲是不轻易让我们干的，而让父亲去完成，一则怕伤着了我们，二则讲究火鞭要一响到底，不能中断。父亲知道我们喜欢放炮，总偷偷从火鞭上揪下几个小炮，悄悄塞到我们兜里，免得被母亲看见。这时，我的脑海里会一闪而过这样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弄个大火鞭放放，家里的日子就一定好过了。

天光终于大亮了，当我们跟随大人拜完年，听着他们在感叹“又长了一岁”时，我们却在以一种非常急切的心情盼望着过下一个年。

就在这种急切的盼望中，我匆匆走过了自己的童年，转眼已步入了知天命之年，真是白驹过隙，时光如梭。

如今，农村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过年的风俗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但正如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在这普天同庆、阖家欢乐之时，愈发会想到自己的根、想到故土、想到祖国一样，我在这个时候也一样会记起这些零零碎碎的往事，它们像一缕缕金色的“乡愁”，牵肠挂肚，美好着我的回忆，幸福着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