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亲情的美文
有关亲情的美文（必读7篇）
关于妈妈的甜蜜回忆
文/吕桂芹
我们小时候没有钱买毡鞋垫，每到冬天，棉鞋里垫的都是妈妈亲手用苞米叶子做的鞋垫。妈妈先选出柔软的苞米叶子，剪去两端，浸泡在水里，然后取出，放在木板上，一层一层地铺好，直到够厚为止。然后用针横向缝起来，剪成鞋垫大小，晾干，就可以用了。苞米叶子做的鞋垫隔凉，不透霜，穿在脚上暖呼呼的。妈妈常说："小孩子不能着凉，凉着了容易作病。"
每年冬天，妈妈都会早早地给我们做好鞋垫。苞米叶子鞋垫不结实，一个冬天要换好几次。每年冬天，妈妈都要给六个孩子做一二十双鞋垫，而且多半是在煤油灯下缝制的。
年华在妈妈的指尖流走，爱的暖流传递到我们身上。我上了中学，穿的仍然是妈妈做的棉花包鞋，里面垫着苞米叶子鞋垫。我的脚从来没有冻坏过。
我20岁那年，在一所小学代课。20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很多商品要凭票供应。有一次，大队分给生产队两块黑色大绒，由社员抓阄购买。父亲抓到一块七尺大绒。我是爸妈的长女，妈妈用这块布给我做了一件大绒上衣，圆领，包扣，我特别喜欢。哪个姑娘不爱美呢！那个年月，在农村穿大绒衣服的人可不多见！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用那块布料给妈妈做件上衣。妈妈那年40岁，正值中年，她那么辛劳，付出那么多，比我更应该穿件新衣服。可是，她首先想到的却是给大女儿做件新上衣。
这件衣服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其中饱含的母爱却永远在心里温暖着我。
陪母亲买过年鱼
文/张和平
对于过年，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我记忆最深的是陪母亲买过年鱼。中国人过年讲究讨个好彩头，希望连年有余，春节餐桌上是少不了"鱼"的。往年我家不缺过年鱼，父亲早早地就准备好了。而那年不同，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过年。父亲春节回不来，母亲只有自己准备过年鱼了。
1969年春节前，腊月二十七、八的样子，那天傍晚我和母亲早早地在家吃了晚饭，便往镇上的水产公司赶——买过年鱼。家离水产公司有五里地，路途中，我问母亲买什么鱼过年好，母亲说鲢鱼好，意味"连年有余",寓意好。母亲还告诉我，最好的过年鱼是鲤鱼和鳜鱼，但这两种鱼价格贵，普通人家手头经济紧张，都不会买这两种鱼。
到水产公司时天刚擦黑，买鱼的人在水产公司售鱼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母亲让我也跟着队伍排起，她说到里面去找熟人看看能否早点把鱼买到回家。母亲下放到农村前曾在县信用社上班，水产公司有熟人。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排队的人问窗口里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开始卖鱼，里面作答："还早，鱼还没送过来。"大冬天的，寒风刺骨，一看遥遥无期，排队的人走了一半。又过了约莫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工作人员还是说"鱼没来",排队的人只有几个了。母亲大概也没找到关系，出来看看我还在外排着队，对我说"鱼还没弄过来，再等会。"
晚上10点多，只剩下两、三个人在等，队也不排了。排队站累了，大人们有的在一边抽烟，有的蹲下歇歇。母亲一会去里面找熟人打听消息，隔会又出来看看我。寒冷的天气，那么晚了还没有消息，我建议母亲回去。母亲却非要把鱼买到，无鱼不过年。长时间的等待让我期待鱼送过来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不时地踮起脚尖朝里面看，那时我刚七岁，个子矮，只看到里面人的上半身，看不到地面是不是有鱼。后来找了几块砖垫脚下往里看，只见里面几个工作人员烤着炭火，悠闲地吹着牛。又冷、又困，真不想等了，但深更半夜的自己也不敢一人先回。不知过了多久，迷糊中母亲提着几条鲢鱼来到身边，只听她高兴地说"还好还好，正好还剩这几条鲢鱼，过年鱼买到了！"母亲一脸的幸运。如愿以偿地买到了过年鱼，让我们母子忘记了久久等待的苦，尽管天上的星星洒着寒光，我们的心里却暖乎乎的，记得到家时已经是鸡叫头遍了，母亲回家后赶忙对待宝贝似的打理那几条鱼，我倒到床上便睡着了。
那不足一斤的鲢鱼，不说用今天的标准，就是用当时的标准也是三、四等的鱼，现在送给别人可能都没人要。年少时我曾不只一次地想，母亲何必那么认真、那么执着地要去买那几条鲢鱼过年呢？许多年后，当我成了家、为人父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父亲不能回家，母亲带着3个孩子过年其实心里很不是滋味的，但母亲把这种痛默默地放在心里。她认为，过年是不能含糊的仪式，年过不好会让一年都晦气，年过好了就是好兆头，必须要有鱼，且要有寓意吉祥的鲢鱼。母亲买的不仅仅是鱼，那是美好的期待，她想通过这种美好的寓意，祈求来年家中有余粮、手上有余钱，子女健康成长、丈夫平安归来。母亲买的是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许多年过去了，每到过年总让我想起陪母亲买过年鱼的情景。
妈妈的灯
文/长白山
早晨醒来，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帘射进我的卧室，顿时感到暖暖的。
我知道，妈妈又在厨房为我忙碌早餐，因为隔壁厨房的灯光从后窗照进了我的卧室……
记忆里，妈妈总是与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懵懂的童年，每天晚饭后，喂完家禽，妈妈总是守护在我身边，陪伴妈妈的是一盏有着豆粒大小火苗的煤油灯。就在那盏灯下，妈妈一边耐心地跟我聊着无穷无尽的"闲话",一边忙活手中的活计，或是打麻绳，或是纳鞋底……趣味横生的故事也无法赶走我体内的瞌睡虫，很快就会睡去，但往往一觉醒来，妈妈还在干着那些永远干不完的活计，就像那盏不会自己熄灭的煤油灯一样。
妈妈就是靠那盏煤油灯把一块块布变成了棉衣棉裤棉鞋，穿在了我和弟弟妹妹的身上，虽然没有那么美观，却足以遮风挡雨御寒。
是妈妈把灯的能量传递给了我们？不是，是妈妈把她自身的热度无私地给了我们！换来的是她满意的笑脸和被油烟熏得黑黑的鼻孔。
我们兄弟姐妹相继上学以后，妈妈就更忙了，要给我们准备吃和穿，还要与爸爸一道为我们攒生活费，于是，那盏煤油灯就派上了大用场：烟熏火燎地煮猪食时，离不开它；小心谨慎地从麻秆上剥麻皮时离不开它……那盏煤油灯，成了妈妈生活的希望。
有时妈妈干完活，我们也写完了作业，就劝妈妈把煤油灯熄灭，尽管妈妈平时也非常珍惜煤油，因为那毕竟也是花钱买来的，但妈妈总是说，再等一会儿你爸爸吧！
爸爸是生产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距离中心城镇较远，所以，找他看病的人还真不少，难免晚上出诊，有时给病人看完病，已经很晚了。但不管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总要点着那盏煤油灯耐心地守候。爸爸一旦回来，妈妈就赶紧把灯吹灭，妈妈是不是在用那盏本来就不怎么亮的灯给爸爸照亮回家的路并祈祷他回程平安？
妈妈跟我一起生活时，条件已与从前迥然不同，住的是楼房，用的是日光灯。在装修房子时，我曾征求妈妈对装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妈妈想都没想，只要求她卧室和厨房的灯要装得亮些，她还说，自己年纪大了，灯不亮，已经干不了事了。
正是靠着那两盏灯，妈妈还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为我们做饭，具体早到什么程度，绝不是用具体时间可以概括的，比如，我平时七点到办公室，她五点多就要起床；如果我第二天四点要坐车出门，那么，早晨三点半保证吃上早餐，而且从不对付，要出门就得吃饺子，妈妈说："上车饺子下车面，这是不能含糊的！"
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透过窗帘的灯光，我都在想，那不是电灯在照耀我，而是妈妈用体温在温暖我……
我的妈妈，我的母爱
文/陈华
我的朋友总说我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喜欢撒娇，我想，这大概是我的妈妈太疼爱我的缘故。从小到大，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习惯。
那年，我读六年级，她和爸爸从根子老家到城市发展事业。要知道，一对从农村出来的没人脉没背景没积累的年轻夫妻，要想在别人的城市里有一足立地，需要何等的努力和蛮拼。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每天都坐最后一班车赶回家，回来的目的是检查我们的作业和陪伴我们入梦。可为了事业，他们又总会带着少则几十斤多则二三百斤的货物回来赶工到深夜，然后第二天又坐最早的五点半钟车下茂名开铺，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的奶奶常劝他们不用这么辛苦几十公里的赶回来，可他们就是不同意。记得有一次，爸爸出远门了，只剩下妈妈一个，她照样连夜赶回家，谁知回到分界南山河边，车坏了，司机让乘客们自行解决。我妈妈便挑着近两百斤的货物一步步的往家赶，途中，扁担居然压断了！还好遇到一个好心人借了我妈妈一根扁担，才在我入梦前回到了家。时至今日我仍清楚的记得当时几乎虚脱了的妈妈，通红的脸蛋、蓬乱的头发、成串的汗珠，湿透的衣服似乎都冒着热气散发着一股本来是酸的而我闻到却是香的汗味……她来不及休息，便开始检查我们的作业并一一做出了指正。那晚我没睡，一宿等着妈妈休息的声音，可结果除了她进来检查我们的被子之外，我一等就等到了天亮——"五点十二"闹钟清楚的显示着，外面传来了妈妈开门出去的声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几姐妹都一一外出读书。如果将他们那些年来回走过的路连起来，我想足可以绕地球几圈！现在每每想起才觉得妈妈坚持的伟大与可贵！
妈妈疼我，舍不得批评我，每次我犯错的时候，她就会让我搬着小椅子坐在她旁边听她讲道理。她喜欢夸我，逢人就夸甚至发展到让我家公家婆也学会了夸我；她喜欢给我擦汗，即便我已是孩子的妈妈，可只要她看见我有汗，她都会很自然的伸手过来；她喜欢我长胖，喜欢看我大口大口的吃饭，喜欢看我穿着漂亮的衣服……
妈妈疼我，也有执拗的时候。那会我师范刚毕业想改行去外地工作，可我妈妈却坚决认为我只适合当一名教师。于是，一个在房间里一个在房间外，谁都不吃不喝不睡不上厕所，就这么对干着，直到两天后我屈服了。那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妈妈是正确的，我的确很适合当一名人民教师，用妈妈遗传给我的那份善良和那份为人立世的负责去教书育人。
现在，妈妈已快是老太婆了，还整天嚷着要赚钱给我们换车换房。知母莫若女，所以，对此我不反对，依然如故地享受着她的深深的母爱。因为，我们好想就如此让妈妈疼爱我们到天长到地久。
姐，你就是妈！
文/韩亚金
听不得别人谈起母亲，总会突然沉重，或黯然伤神起来。
母亲去得早，所以母亲留给我的记忆是有限的。但我却一直享受着母爱。姐，你就是妈！
我9岁的时候，就想这样说。
透过窗棱，天依然是黑乎乎的。
堂屋外墙上挂着的一堆堆的玉米棒，象鬼魅一样在寒风中，摇晃着。大姐不在，我和哥哥还有另外的三个姐姐缩在灶房的炉台旁，没有点火，我们缩起脖扎在一堆，依然冷。
大家的表情都很怪异，我在偷窥了玉米棒晃悠的影子后，心就突突地跳，身上长满了鸡皮疙瘩，有点儿钻心的痒，但我不敢抓。我怕。
直到院子里灯火通明，大姐带着队长匆匆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爸爸死了。妈妈走后的十个月，一个冬天的黑乎乎的早上，爸爸去了。从那刻起，姐姐就撑起了这个家——以母亲的名义！
她大概是十九岁，下面是一顺溜的五个弟弟妹妹。
那时，我看不到姐姐的忧伤，她总在忙里忙外。因而我就跟在她后面也忙里忙外，很快乐的样子。
父亲就停放在堂屋正中间的棺材里。
一有鞭炮炸响，就是有人来吊孝了。哥哥和姐姐们就痛不欲生，我就头围着白布，趁机溜出来和小伙伴们争抢掉在地上，没有炸响的鞭炮。
爸爸是从朝鲜打完仗回来举家迁到邓州的。家里的亲戚都很远，因而姐姐那时是无依无靠的。
晚上，我们六个人，一边儿三个，躺在爸爸的棺材下面，守灵。地上铺着麦秸。靠里的小桌上点着煤油灯，吐着长长的黑线。姐姐要时不时在正中间的火盆里添火纸。
望着黑漆漆的棺材和火盆里跳动的火苗，那晚，我浑身吓得出满了汗，一直没睡。我偎在姐姐身上，感受着她的体温。
要封棺了，长一辈的人一定要我去看一眼父亲，可我死活也不去。姐姐说，他还小，算了吧。
要出殡了，长一辈的人一定不要我去坟上。可我死活要去。姐姐说，你还小，不能去。最后姐姐给我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我答应了不去。后来才知道，小孩子不到13岁不能去坟上，怕亲人舍不得会带了去阴间。一般是要拴在磨道里的，这样就不会被带走。
走了，都走了。
姐姐哭的时候被我撞见，她顺手擦了泪花，笑着问我饿不饿。这个家，结结实实砸在了她的肩上。还好哥哥也能做很多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
姐走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跟屁虫。9岁时，姐姐不知从哪儿弄了影院的电影票。我一定要去，走半路上，我就嚷着肚子疼，姐就背着我一直走。我知道她很累，可我却没下地走的勇气。电影放的是"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姐姐看的时候就不停地哭，我看不懂，但我也在一旁不停地哭。回家时，她还背着我。我心里说：姐，真象是妈妈！
没了依靠，又是一槽的孩子，家里就一直穷下来。没有布票，就没有布，没有布，我们就没衣服。姐姐就用白色的孝布在染缸里染成青灰色，又用花布夹边儿，给我缝了一条长裤。我穿了出去，大家一致说好看。我心里就佩服姐。
冬天来了，那时候，天特爱下雪。我穿着的鞋顶得露着脚指头。雪化的时候，鞋里就全是冰水，脚就冻得象红薯。姐姐心疼了，去爸爸生前的好友家，给我讨来了一双黄球鞋。我特喜欢，走路就很轻快。
那时候，已经有了电。也许是为了省电，我们吃完晚饭就在院内围着坐了，听姐姐讲故事。或看夜空上的星星，或者跟姐姐一起唱歌。姐姐的歌声很悦耳，她唱"等到那个满山，红叶时……"人家都说她的嗓音象李谷一。很多个夜晚就是这样快乐地过了。姐姐也有讲鬼故事的时候，我就吓得一直缩脖，头发都乍起来。然后，姐姐就让我进屋去拿东西出来，我如何敢去，黑洞洞的，就算开了灯，我也不去。现在想来，那是姐姐在锻炼我做人的胆量呢！
后来姐嫁人了。我就成了她们家的常客，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天吃住在她家。每个星期天姊妹几个就去她家聚。
后来，我们一个一个长大了，哥，二姐、三姐、小姐，我，都发生了很多不可琢磨的事儿，比如爱情，婚姻，工作。姐姐就不停地操心，日子久了，就爱掉泪；再久了，就爱唠叨。大家都结了婚，就很少去了。也是怕她伤心。
我出来闯世界也有六个年头了。一直没回家。姐就很惦念我。以往过年，没鱼没肉，姊妹们是全的，大家一起围着吃饺子很开心。她打电话过来说：没有你在，我们不开心。
我不在家，大家就没心情聚在一起过年，好几个年，都是各自的过，没了笑声。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去年公司安排出国旅游，我回家办护照。姐就很骄傲。回去见到她时，我就一把把姐抱在怀里。姐闪着泪说：咋就这样了呢，没正形的。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回哥家的时候，姐就出来送，晚上，就又匆匆地走几里路来到哥家。几个姐姐都不约而同地来了，姐就把电灯关了，点了蜡，大家一起回忆那些苦难而又欢乐的岁月，听得满院的下一代，眨着眼睛说：不会吧？真的吗？
我走时，姐就拉着我不放说：玉生，咱不出国了，坐飞机危险。
我依然给姐姐来了个拥抱，姐姐的泪就哗一下子，流也流不完。
姐姐给我的爱，说不完。我一直很懂事，就一直很努力。尽量不让她操心。
其实，我能让姐姐骄傲的一件事儿，也是最让我遗憾的。
2004 年我评选为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百名文明之星",母亲节时，首都文明办打来电话，说是重大活动，邀"文明百星"慈母游京城，登长城、天安门。谁知我不在，同事接了电话，告诉人家，他父母都死了。我知道时就想，母亲不在，我为什么不能让姐姐来呢？她一直含辛茹苦养我。姐姐知道后，直夸我，我知道她心里很甜。
她说：姐哪里都可以不去，只要你心里想着家，心里有姐就行。
父母的农事
文/一凡
父母在城里居住了多年，但在村里仍保留了一亩二分地。地很瘠薄，而且曾撂荒几年，长满了杂草和圪针，还有很多的坷垃和石头。
但不管怎样，这点儿地像脐带一样把父母和村庄联系起来，让他们可以随时吸收来自家乡的营养。父母很用心地侍弄着这片土地，它也以潮润的泥土气息接纳着父母。虽然离开村庄久了，但父母对于农活并不生疏，常常是一边整平土地，一边跟乡亲们聊着家常。
有了这点儿地，父母像"地主"一般富足而殷实。偶有闲暇，他们会邀上家人和朋友、或者一个人跑到南山里，一边整地，一边考虑农事：可以种一些玉米和高粱，它们在风中飒然的样子让人着迷；或者种一些地瓜和土豆，它们算是最低调的植物，不管地上的秧子如何缠绕，却总是把自己埋得深深的，一日日安静地长大；地的四周，可以插空种一些向日葵，它们的笑容，即使在阴雨天里也是那么灿烂和朴素……
有地可种，日子就如同乡村的四季一样鲜活而分明起来。城市的四季，只是挂在墙上的日历，薄薄的很快就撕掉了。乡村的四季就不一样：春天的时候，草木回绿，万物欣然；夏天的时候，庄稼疯长，河水丰沛；秋天的时候，粮食进仓，原野辽阔；即使到了冬天，愿望也在积雪冻土下，盘根错节潜滋暗长。
有地可种，日子变得具体而艰辛，父母得随时匍匐下身子，与土地保持必要的说话的角度，耕田、刨地、翻秧、浇水、收割、打场——其实，一株庄稼和一个人一样，活在世上都不容易，都必须用心伺候，相互关照，它才能够破土拔节，茁壮成长。父母的农事让我知道，我必须匍匐下身子，留下汗水，才能期望有好的收成，才能从粮食里咀嚼出不一样的香甜滋味儿。
有时，时间允许我也会帮助父母种地。而我，真的不算个合格的庄稼人，常常是才刨了几分地，就开始想着歇晌。歇晌，是农人最惬意的休息方式。干活累了，就坐在水沟边，或者干脆躺在地里，看看天上云卷云舒，听听周围蝉鸣虫叫。其实，干活累了就坐一会儿吧，坐下来不仅是身体的一种姿势，也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春节过后，父母打算回去一趟，盘算一下春耕的事情，顺便从村里带回一些粗粮野菜，送给朋友们，给日渐臃肿的日子增加一些自然的滋养。
电话那头的婆
文/许静宜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除了父母，婆是陪我最久的人了。我是她最小的孙女，我是冬天出生的，当时婆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听妈妈说，月子里的我常常拉肚子，一天下来尿布一大堆，在腊月刺骨的冰水里，婆总是一盆接一盆地洗着尿布，手被冻得通红。稍大点，爸妈上班，婆在家照看我，给我买好吃的；上小学时，婆总是每天接送我，放学了，远远就看见人群里身材单薄的婆在等我；熬夜写作业时，婆总坐在一旁，虽然她不停地犯困；早上，也只有婆那不厌其烦的唠叨才叫得醒爱赖床的我。从皱皱巴巴还没满月的小毛孩到十几岁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我的生活总有婆的身影，那身影像一个烙印，清晰而深刻。我小学快毕业时，婆回了老家。老家与城市，窑洞与楼房，亲情与乡愁，距离成了我和婆难以相见的障碍，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剩下一部电话了。
婆本来是不会接电话的，为了经常能和我联系，就自己去学，一开始却闹了不少笑话，不是拿反了听筒，就是压断了电话。自从学会了接电话，婆便成了"电话达人".电话铃一响，她比谁都着急，颠着小脚就跑过去了。那时候，我给婆打电话，最开心的莫过于她能从一声"喂"就听出是我，叫我的名字。最常聊的就是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我什么时候能回老家看她。就这样，在我的中学和大学时期，虽然和婆见面少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后来婆在电话里的话开始变少了，说话开始磕巴、吐字也不清楚了，说了前半句，后半句就再也听不到了，有时跟她聊甚至要靠猜才能进行下去。慢慢地，婆对电话的热情也变淡了，常常电话接通没聊几句她就不说了。这可能是婆开始衰老的征兆，她正在逐渐地远离我们，以一种无奈而伤感的方式远离。
后来再和婆通电话，她的话就更少了，甚至说不了几个字，只能偶尔发出"噢"、"哎".我常常以为婆跑神了，责怪她不专心。直到有次回到老家，看见婆接电话的样子，我才明白婆老了。电话铃响了，只见婆凑到电话机前，弓着腰，低着头，脸几乎要贴在电话机上，好像这样就能缩短与电话另一头亲人的距离。她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紧紧扶在下面，生怕话筒掉了似的。婆的表情很认真，时不时还会皱起眉头，她张了好几次嘴试图说话，想给电话那头一点回应，但都没有成功，只好不停地点头，想告诉对方她听到了，一直听呢，她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感觉不到的啊。看到这情景，我突然一阵心酸。再后来，婆拿不动话筒，电话淡出了婆的生活，那些曾经依靠电话与婆互诉思念的日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婆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好多年前，我们离开时，她都要颠着小脚，一直送到村外的大路上，我坐在车上频频回头，汽车越走越远，直到婆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后来，婆就只能送到老家的大门口，有时还拄着一根拐杖，希望能多送我们一点。再后来婆就坐在轮椅上送我们，像以前一样看着，汽车轮子一圈一圈地转动，把我们从她身边带走。再后来婆就不能送我们了，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在转动着，追随每一个进到屋里的人。她虽然不能说话，但我知道婆一定是在仔细地看，努力地回想站在面前的是她哪一个亲人。
回想起当年海外求学的日子，婆在我家小住，那是她最后一次来西安了。在爸妈的帮助下，利用网络视频，婆和远在大洋彼岸的我"见面"了。视频里的婆穿着枣红棉袄，满脸笑容，那时婆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丧失了大部分说话能力，但当看到屏幕上的我，却能清晰有力地叫出我的小名——静静。这声音隔着几万公里，隔着辽阔的太平洋，一下子叫醒我的耳朵，像电流一样直击内心，充斥了我的五脏六腑。在那冷清的美国大学图书馆里，窗外是漫天冰雪，仅仅婆的一声呼唤，让我顿时感到被一种来自儿时、来自家乡亲情的浓浓气息，严丝密缝地包裹着，温暖如春。
岁月荏苒，我已回想不起最后一次婆叫我乳名是什么时候了，回想不起我和婆最后一次通电话都说了些什么。越是平凡的东西越显珍贵，失去了会更令人痛彻心扉。与婆的亲情便是这样，平淡、真实、刻骨铭心。电话那头已经没有人了，我在电话这头慢慢地长大，婆在电话那头慢慢地老去，我不得不面对这种分离，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想念婆，常常回去看她，即使她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