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母亲

作者: 夏乃健 2017年01月23日亲情文章

去年的二月二十日,农历丙申年正月十三,中午十二点多,一百零三岁的老母亲安详地离去了。对于老去,她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只是一直念叨着:“不要生奇出古样的毛病”。对于这个无疾而终的愿望,老天还是十分眷顾于她的。这天正准备用午饭的时候,四哥突然发现老人家平静地离世了。她紧握的左手松开了,很久不曾离掌的小手帕从她的手心里滑落下来,她真的撒手人寰了,离开了曾经辛酸也曾经幸福的这个家,这个世界。

我正在外面办事,接到电话匆匆赶去。进门第一件事,就用手去探摸她老人家。她的额头还是热的,而她的手显然已经见凉。她的面容十分安详,似乎不想打扰所有的人,悄悄地走了。哥哥说,她昨天才擦了身,换了衣服,今天上午又排了便。也许她心里非常明白,这个世界对于她已经无法留恋,她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母亲姓毛名荷毓,一个充满美好的名字。荷,或白或粉,永远是纯洁的。依托着绿叶,面向着蓝天,她一味地平和。毓,一个人名中才能常见的美好的字。生育,养育,是它唯一的意义。她生养了我们兄妹七人,五子二女,民间意识中拥有儿女的最美好的数字。

母亲是浙江岱山东沙镇人,出生在这个海岛的一个渔民家庭。她诞生于1914年6月28日,农历闰五月初六。乡间认为闰五月不好,所以改生日为六月初六。母亲十六岁出嫁到上海,仅在老家读过两年私塾,“没文化”便成了她一生念叨的遗憾。但她四十多岁读扫盲班,上夜校,靠着读报,几乎已识得所有的常用字。因为她问你的永远是那些很少用的字,或者是新词汇。

我的父亲早早离世,那时母亲还未满四十,她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她瘦小的肩膀有多么坚强。母亲一生体质都不强壮,加上打早裹了小脚,承受着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害,以此身躯挑起这副家庭重担,格外的艰难,但她毫无怨言。父亲出殡那天,母亲跪地大哭了一场,之后她再也没有这般哭过。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她用双手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每天大清早挎个大菜篮上菜场,回来才叫醒我们,寒冬腊月也不例外。缝补浆洗也是她一手操办。过年了,她给我们几个小的裁制新衣裳,可她自己从没见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大哥是她最重要的帮手,所以每天晚饭他独自享用母亲煎的荷包蛋,全家都得靠他的工资生活呢。我们虽小,也只是抬头瞅一眼,从没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她自己每顿一碗饭外,连菜都很少吃。有时饭馊了,她洗一下烧热了自己吃,却总让我们吃新鲜的。她从不买零食吃,但水果倒是经常买的,当然都是食品店里处理的便宜货,剜了洞的梨呵苹果之类。当然最差的一定她自己吃,好一点的才分给我们。后来几个哥哥相继参加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了,但她这习惯也从没改过。

记得1991年暑假,我带儿子去北京玩,母亲也在哥哥家。我陪她去圆明园玩,因为那地方她没去过。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带儿子出去玩,每次回来她都会乘一碗桂圆汤给我,里面兑了熬好的红参汁,我却浑然不知。后来她到鹰潭我家住,才告诉我。说红参是别人送给她吃的,知道我不怕热,所以熬给我吃了,怕我不吃才没说。真是慈母深情啊!

二十日下午,妹妹一家匆匆赶来,正在住院的二哥来了,远在外地的三哥来了,大侄儿卡良也来了。大家心里都十分沉重。商量后事,联络等待,老人家辛苦一生,应该让她安安心心地走。晚上,母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寄存,我们才分头去准备后事。

第二天上午,我赶到淮海街道组织科,请求街道派代表参加后天的追悼会。因为母亲的工龄是从58年参加生产组算起的,而母亲实际上参加工作是在居民委员会,她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居委干部中的一个。但那时的里弄干部,除了居委会主任,都没有编制。在社会变革巨大的那五年里,她思想进步,表现积极,从一个家庭妇女成长为最基层的干部,先后担任过治保主任、妇女代表、居民小组长,直到参加街道工厂当生产组长为止。所以在她退休单位的档案里,并没有这五年的记录,但街道的存档中一定少不了。

人生的起步阶段一直在她身边,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她除了家务外,经常在居委会忙,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连我报考小学她都没时间带我去,让只大我两岁的姐姐陪着。居委开会是经常的事,她还参加过区里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有时人还端着饭碗吃,弄堂里就叫起来:“毛大姐!”,她应承着就下了楼。每次弄堂里大扫除,她总是提前下去带头干。居委会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她都积极参与,生怕落后。作为解放初的居委治保主任,她对我家所在的荫余里错综复杂的各色人事非常熟悉,所以人事外调经常到我家来找母亲了解情况。这样的事,一直到我上山下乡离开这个家,没有断过。

街道组织科的同志答应,请示领导后会派人参加。追悼会那天,他们真的来了两位代表。我想,组织上是认可的,这对于母亲来说,一定是极大的慰藉。

二十三日上午,在宝兴馆四楼的德园,为老母亲举行了隆重又简约的追悼仪式。全家人都来为她送行。亲友们来了,岱山舅舅家也来了人。母亲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又是了不起的。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也为她的工作为新社会奉献了自己力所能及的精力。她用一生书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于一座丰碑,起码在我的心里是如此。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我童年时,白天她没有时间,晚上她陪着我做作业。我懂事了,每次拿回成绩报告单,她的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也是一种鼓励。我们兄妹一个个都上了大学,在八仙桥的近邻中,这是绝无仅有的,我想这一定是她最感骄傲的。

八仙桥的老房子动迁了。我们搬到了浦东,不幸大哥病逝,大嫂要去照顾孙子,她一个人住楼上,但她从不抱怨孤单,不愿意拖累晚辈。从周一到周五,报纸就成了耄耋之年的她白日里唯一的伙伴。每天晚上,我上楼陪伴她,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新公房不如老房子,邻里间不那么近乎,但她总会告诉我一些白天的信息,对面的人家有一个老头呀,哪边今天放了爆竹呀。她还跟我讲过去的事,讲岱山老家的事,讲兄妹们各自家里的事,如数家珍一般清楚。报纸里看到的,是最新鲜的话题,国家的大事她关心,国际上的事她也会问。读到一些新词汇,她问我是什么意思。难字不认识,她问我怎么读。暑假了,有机会我把她接下来,到小区外面逛逛,她也特别高兴。我一只手搀着她,走一段累了,歇一歇,书报亭外边有凳子,坐一会儿继续走,她兴致很浓。

可是,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重现了。写就了快一年的文字,总感到不满意,改了又改,心还在跳跃,血还在涌流,总得有一个搁笔的时刻呀。愿母亲在天国过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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