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

县政府对面的拐角曾经热闹异常。那里有两棵夹竹桃，一到暮春时节，便漾出一片红云。一个跛脚的矮个中年人，摇着三轮车，修鞋的家伙——鞋钉、鞋掌、锤子、线头线脑之类的，跟着他这个人，一股脑儿全装在小小的车上，每天在拐角与家之间摇动，早上从家摇到拐角，擦黑时分，又从拐角摇到家。与他作伴多年的还有一个修自行车的汉子，只是后来县城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他那手艺不吃香了，他也不见了，如今在哪里，做的又是什么营生，不得而知。

与跛脚师傅作伴最久的恐怕是一对沉默的烤烧饼的两口子。炉子终日红红的，两个人的脸膛也像炉火一样的红。男人揉面、夹馅儿，咸的，甜的，辣的，各样的面团儿簇在手心，“啪”，往炉子里一贴。他的女人，与他一样的少言，夹着红火钳，隔一小会，翻一翻那些饼儿，待脆香的味儿溢出来，女人便将它们请到木板上摆齐整。进去时软耷耷的面团儿，再出来时，就变成了黄灿灿、脆嘣嘣、香喷喷的包着各种馅儿的饼儿了。

拐角离天宁寨很近很近。

我有十年的时间住在一个叫天宁寨的院子里，我的孩子在那个叫“二十二间”的两层红楼里出生，并长到少年，然后带着一条叫“黑妞”的土狗，搬到了现在的家。巧的很，我孩子今年二十二岁，当年的少年已是身高一米八零的青年，足迹横踏山海关内外，可是他在梦里抵达最多的地方依然是天宁寨。少年的他，总是会在政府对面的那个拐角找到他残破待修的鞋，每天早上都要去那儿买三个侉饼。他一边走一边咬，嘴角辣得红红的，手里还提着两个，分别给还在睡觉的娘和老子。

我也时时光顾那个拐角，交给跛脚师傅一双——有时是两双——小孩的鞋子，说，师傅，没法子喽，又破了，你看，还能修得起来吗？十九年前的冬天，那个孩子三岁欠点，一天，我去取头天送到鞋摊上的鞋，跛脚男人说，一个两三岁的男伢子，打这过，认出那双鞋是他的，不由分说，自己拿回去了，“我和他说，我晓得鞋子是你的，可这鞋子不是我拿的，是你妈妈送来修的，他不信，硬是把破了大洞的鞋子夹在腋窝里，大摇大摆地拿走了”。

我记得我向孩子的老子“告状”来着，他那老子一听，笑得岔气，连说，我的儿就是聪明……

近十年来，我去得最多的街角是人武部拐角的那个地儿。黑而壮硕的男人，修鞋、修包、配钥匙，旁边的女人，年轻且秀气少语，给人缝补衣裳，还换拉链。那地儿一整个冬天都没阳光，等的人排起队，冷得发抖，就打趣他俩。

佬，你没活儿时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看街。

看街多没意思，你看看她呀。说话人把嘴往他旁边的女人身上努，眼睛却对着其他人笑。

不看她。

为什么？几个人同时发问。

不为什么……她是我侄孙女儿……

街角常常有其他的“入侵者”：有时是拎着箩筐的农人，里面装着家养的鸡仔或新鲜的毛桃；年前还有外地来的炸爆米花儿的，带着脏兮兮、毛发乱蓬蓬的孩子。与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样，我越来越喜欢在街角流连。城市一天比一天铿锵、繁华，街角却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慢火车，无法穿越，不急不慢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日出，日落。街角的人一天比一天老，他们用那些上了年纪的家伙，修复同样上了年纪的，行将被社会淘汰的用具：上个世纪流行的布料，以及残破的条条片片，它们被上了年纪的人自珍，又在这里集中修复，然后被主人欢欢喜喜地拿回家。仿佛旧的时光被收进街角的盒子，又从这里向外放出暖光，然后蓬勃，茁壮，城市因而有了温度，有了层次，变得风物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