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过年”

半个多世纪的破旧立新，可谓成效卓着。尤其是在城市，年轻人大多已经不知道怎样过年。眼下虽是一个大力弘扬传统的年代，但能够被弘扬的，主要是治国安邦的道与术，至于别的，就连几千年的传统年节，也几成空壳。

春节后开学，面对从各地归来的学生和友人，我常要问一句：年是怎么过的？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家人聚在一起，吃些好东西，看春晚……每当此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这是过年吗？

去年遇到一位来自齐鲁乡间的同学，几个人在议论春晚是否应该取消，问他的意见，他说没有看。我也是很少看春晚的，遇到一个同道，于是问及原因，他说：“年前年后几乎天天看电视，但过年的时候，电视就关了。”然后就说起了大年夜的摆供、燃香、祭拜天地等等。他的叙述轻描淡写，而且有点儿羞怯，似乎生怕别人笑话他家“迷信”。我却由此知道乡间仍然有人“过年”。在许多人已经半个多世纪不再“过年”的今天，还有人在过，而且是按照古老的传统礼仪在过，尽管那传统礼仪也许是残缺的、破碎的、难以修复的，却毕竟有摆供、燃香和跪拜，这就是真正在过年。相比之下，一些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就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虽然放假也回家了，回来也说是回家过年去了，却只是回家休息了几天，拜会了亲友，改善了生活，事实上却未“过年”。

大年初一，村人必到街头拜年。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街头就站满了人。大家口袋里装着一包本地香烟，轻轻推开某个长辈的大门，吆喝一声：“大叔（或二婶子之类），我们给您老人家拜年来了！”然后跪下行礼。

因为守岁的缘故，屋里的人往往还没有起床。但是，他们早就在院子里铺好了干净的席子。这时候，进了院子的年轻人会主动按照长幼的顺序站好，齐刷刷跪下给人磕头。如是再三，直到每家的老人都领受一遍全村青年人的跪拜为止。

那些屋子里的老头子、老太太，内心深处一直在做着复杂的算术题：谁家的孩子今年来拜年了，咱家的孩子必须还礼；谁家的孩子今年没来，是不是年前羊啃麦苗的那点疙瘩还没解开？这样的一笔账，家家有、户户有。因了这个原因，拜年就成了村人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

大年初二，谁家有新姑爷拜年，按例要找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领着挨家挨户去磕头。小户人家的女婿倒还好说，那些娶了大家族女孩儿的新姑爷就要吃些苦头了。据说有新人回门拜年，被人牵着足足磕了四个小时的头，回到岳父家的时候几乎迈不动腿了。

至于喝酒，则流行“大换盏”。其游戏规则是：同桌陪客的八九个人，轮流向新姑爷敬酒，每人八杯。八九个人轮番轰炸一遍，那心眼儿实在的新姑爷就醉得滑到八仙桌子底下去了。酒喝到这个份儿上，陪客的人才高兴，认为算是尽了本分。倘若新姑爷没有被喝趴下，而陪客的人被放倒，那就是十分丢脸的事情。

由此我想，在今日中国，真正过年的能有多少呢？这比例大概无法统计。但无论如何，还有人在过，而没有像一般城市人那样把春节变成纯粹娱乐的节日，没有让电视引领自己的生活，没有陪春晚的叽叽喳喳蹦蹦跳跳而忘了自家“过年”。

“文化侵略”是一个常见的词汇，但当下最大的文化侵略大概发生在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由于传播手段的无孔不入，这种侵略已经无法抵抗，所以被取代无法避免。当下的乡村，固有的文化已经不多，而所谓城市文化，却多通过传播来制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间还有人那样过年，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也许不至于完全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