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凉鞋

一

上高中的第一天，四增就告诉我：“看见没有，后面那个高个女的，就是咱村春生对象。”

春生是我们上一班的同学，其父在县城里上班，听说还是一个干部，家境自然不错。他家里有许多连环画和书籍，因此我们常到他家里玩，春生也很自豪，穿着的皮鞋就在我们面前踩得愈发响亮。就连春生穿的衣裳也都是买的成衣，布料都是的卡、的确良，不像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穿的都是自家做的粗布衣，惹得我们很是羡慕。

那天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在我的后面是一排女生，其中有一个高个女，大眼、鸭蛋脸，长的很白皙，平静的脸上透着一股一般少女所没有的沉稳，两条粗黑的大辫子拖在背后，直达腰际。我知道她是我们村北面山后那个村的。她村共有五名同学，女生只有她一个。每天放学后，在通往她们村的山间小道上，我都见她孤孤一人，挎着一个自家做的花书包，默默走在一帮男同学身后，不远不近，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两条大辫子就在背后任意摆动着。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虽然熟悉了，但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是很少说话的，对于她我也就知之甚少。后来发生一件事使我对她记忆尤深。

那天午后放学的时候，春生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班门口，手里惦着一双凉鞋，正前后左右地顾盼着，神情有些慌恐。看到我后就急急地说：“可算把你等出来了，你把这双凉鞋交给她，我在前面等你。”我还没醒悟过来，他已把那双凉鞋递在我的手上，然后象逃离般地匆匆离去。

这是一双女式塑料凉鞋，高跟，白色，样式很是时髦，在农村是极少见的。乡下女孩从没穿过凉鞋，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自家缝制的布鞋，厚底、方口，还缀着一个襻带，模样极尽拙笨。稍微讲究些的，是那种塑料底布鞋，但都很少穿，只有缝年过节、走亲戚才偶尔穿上一次。等我明白过来时，我周围已经聚集很多同学，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瞅着我手上那双女式凉鞋。“呀，女式的，还是高跟的，这是给谁的？”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搞的我也不好意思起来。这时，她刚好和几个女生从教室里出来，我急忙迎上前去，说：“这是春生给你的。”她稍稍怔了一下，随即脸色刷地一下就红了，她看都没看一眼就把我手上的凉鞋打在地上，转身匆匆地向校门口跑去。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委屈和失落。

二

多少年之后，我都无法忘却那个午后，更无法想象那时的少男少女，对于婚姻之事竟是如此地敏感，我为自己的年幼无知而懊悔，更为我们那个懵懂、青涩的年代而惋惜。我不知道她当时的想法，也不知道这事是否给她造成了伤害，但我能想象得出，她那天也一定是像一头受了惊吓的小鹿，独自走在那条小道上，远离同学，远离尘世，默默地扶慰自已的心灵。在当时农村，男家给女家送东西，一般都是由媒人转交的，这是铁定规矩，一旦双方婚事破裂，也应由媒人前去要回，婚事基本上是在男女双方不见面的基础上进行的。可那天的事，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来的又是那样唐突、窘迫，对于一个农村少女来讲，也许只能做出如此举动了。

这件事发生过后，我们就更少说话，她对我们村的同学也更加警觉，有意无意地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青涩的日子，就那样在茫然的无知中悄悄度过，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从此音信皆无。她结婚那年，我刚到外地参加工作，也没有参加她的婚礼。然而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日子里，四增说他也在北面那个村谈了个对象，是个挺洋气的女子，烫发头，高跟鞋，绝对“盖帽”。因此，想邀我一同去看看，给参谋一下。北面山里我从未去过，压根儿也没想去过，因为那里和我们村基本上一样，无非也就是一片土坯房，石碾子、石磨，但就在那一瞬间我漠然地想到了她，想到那件曾经发生过的事，心里禁不住有了一种冲动，一种想和她解释一下当年莽撞行为的想法，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冲动似乎已在我心里潜伏许久。于是我便答应四增的邀请。

三

久违了的山道似乎未曾改动过，依然是那样苍桑、冷峻。当年她就是走着这样的山道去上学的，也是这样走着山道嫁到我们村的，几年不见也不知她变了没有，是否还是像以前那样，梳着一对大辫子。此刻我脑海里总是闪现着这样一幅画：桔黄的夕阳下，一条隐约的山道上，走着一个脸色凝重的少女，肩上挎着一个花书包，背后拖着一对长长的发辫，就像戏剧里的王银环。是她吗？我已说不清了。

那天，天很暖和，冬阳很温馨地照耀着那个小山村。古戏楼，石板街，狭窄的巷道，晒太阳的老人……一切都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走完一条街，我心里竟然有些淡淡的遗憾，为什么？是为这里没有鲜花吗？要知道鲜花是不会在冬季开放的，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事情正应了我的想象，四增对象家锁着大门，空旷的街门前有几只鸡在悠闲地觅食。我说：“咱回吧。”

四增说：“再等等，或许她家里人都上地里了，一会就会回来的。”

我俩正惆怅间，一个丰腴的少妇从墙角处闪出，头上系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内放着几块小孩尿布。我知道这是生孩子后的女人到池边洗尿布了。少妇走到我们跟前，却惊奇地朝我俩笑起来：“原来是你俩，你俩好稀罕，咋想起来俺村了？”

我仔细一看竟然是她。花头巾下包裹着一张苍白的脸，印在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一双漂洗后的手泛着大片的红迹。她变了，两条粗黑的大辫子不见了，脸上也少了过去的那份独特的沉稳。一片尴尬的气氛立时笼罩在我们三人之间。四增很会来事，马上说明来意，并询问起了他对象家的情况，我很感激四增及时岔开话题，否则那份尴尬还不知如何收场。她就那样站着，手里的篮子一直攥在手里，我几次想打断他们，向她说明一下送凉鞋的情况，我终没说出口。末了，她极其热情地邀我们到她家里坐坐，四增却婉转地谢绝了。当时我还不明白四增的推托，她离开后，四增悄悄对我说：春生在县里上了班，正和她闹离婚，去了多尴尬。我心里又是一惊。

在回去的路上，四增好像很高兴，一路哼唱着。他告诉我：他对象给他买了身大纹尼，这说明他的婚事“有门了”。我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既为四增高兴，又为我那曾经青涩的同学而惋惜……

夕阳西下，山路一条。四增边走边大声地唱着那首歌，是当下走红的那首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