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那些事儿

我出生的那个叫做十六圩的小村子里，最早的时候从南到北不到三百米的地方，不规则地分布着二十户人家，人口满打满算也就九十来口人。这九十来口人都是清一色的农民。这个二十户的人家的房子傍着河沟和水塘而修，东南西北各种朝向都有。除了我家最早的那个老屋和最南边的一家是青砖黑瓦的房屋以外，其他人家都是清一色的泥墙草顶的茅草房。我念书一直念到高中都没有记住这个圩字。因为那时已经是人民公社了，十六圩已经成了一个口头上的地名，真正的地名是向阳大队第十九生产队，再往前才叫孟城北门外大成桥十六圩，那时我还刚刚懂事。后来，等我买得起字典的时候，才从字典里弄懂了这个字的意思。我的村庄往北是狂放不羁的长江，四周沟河纵横，还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水塘分布，从而也让我知道了这圩字带给这里的村民曾经的遭遇。

我小的时候乡下的雨好像特别地多。由于地势低洼，一下雨就容易涝。地里涝。屋里涝。如果到了连绵的雨季，河沟水塘里的水漫过堤坝，村庄四周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泽国，刚栽下的稻秧被淹没在了水里，只有几片叶尖儿露在水面。屋漏偏逢连夜雨。村子里许多人家就怕这样的天气。有的人家地势低，水就会漫过门槛往里溢，在床底下逮鱼绝不是传说。法孝家就住在两间冬天透风雨季漏雨的两间破旧的茅草屋里。只要下雨天，屋里就会跟着下雨，外面雨停了屋里的雨水还在不停地滴。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是一个社会的影子。乡下人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知道感恩，知道一家有困难大家去帮助，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老思想、老做法、老传统。法孝那时给生产队里养牛，他对牛比对他的两个儿子、两间草房还尽心。每天天还不亮他就牵着牛出去吃草，牛刚干完活又见他给牛边喂饲料边给牛梳毛，牛在他的手里总是油光油亮一尘不染。他在放牛的时候只要看到我们小伙伴们，还会把我们抱在牛背上骑着，我们就坐在牛背上一边看着牛慢悠悠地吃草，一边听着小鸟在耳边唱歌。大家看到他对牛好，对孩子们好，所以，也都记着他的这点好了。当他家在重新修缮房子的时候，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来了，和泥的和泥，递料的递料，帮不上忙的就瞅瞅热闹，没有工钱不管饭，帮的就是一个乡里乡亲。后来，公社里办起了企业，生产队经过社员大会协商把他作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户，又让他的儿子第一个进了社办工厂。

我小的时候乡下的冬天好像也特别冷。我和小伙伴们坐在冷冷的教室里，看着冷冷的黑板，老师冷冷的手，白粉笔留下的字就像一片皑皑的白雪铺在黑板上，没有穿棉衣的同学冻得嗦嗦发抖，没有穿棉鞋的同学脚都冻得没了知觉。我的脚后跟也在那个时候生了冻疮。奇痒。抓破了淌水。我就把棉絮烧成灰，把棉絮灰敷在淌水的伤口上，再找块纱布裹上。村子里有冻疮的大人小孩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对裹在纱布里的棉絮灰要经常换，尤其在揭纱布的时候动作不能快，否则纱布连着皮肉一起揭开，顿时就会血流如注。等到开春了，冻疮好了，只是那块肉也已成紫色。现在我的右脚还有小时候生冻疮留下的疤痕。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听到下课的铃声，可以去太阳底下取暖，或者放学了回到家在还有余热的灶堂口烘着已经麻木的双脚，或去邻居家朝阳的稻草堆边晒太阳，有时还会吃到邻居奶奶给的一把镚脆的炒蚕豆。

在村里我们是把和母亲差不多大年纪的女人都喊着姆妈的，年龄再大的，不是奶奶，就是太太，还有与父亲一辈的男人，要么是伯伯，要么是叔叔。一村人就像一家人。平等。和睦。团结。互助。虽然穷，但这是一个完美社会的组合。每遇红白喜事，那是大家的事，不用说都会主动来帮忙。他会真心为你高兴，也会真心为你痛苦。村子里平时也有为一些琐事吵架的，都是今天吵明天好，没有见到记仇记上一辈子的。最早的时候农村的人死了还是土葬。谁搭寿帐，谁接待来客，谁择菜、谁洗碗，谁做菜，谁端菜，虽然是自由组合，但分工明确，一点也不会乱。甚至谁家缺少女人，还有帮着哭丧的。我老家把出殡叫做“出田”，抬棺的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看到那些平时营养不够抬着重重棺木的男人们，嘴里不停地唱着劳动号子。哼唷。哼唷。凝重。低沉。迈着麻杆似的细腿颤巍巍地朝着墓地一步步挪动。让在一旁扶棺的这家子孙们感动，别人看着也感动。这些人都是一辈子可以相处的人，没有私心，不玩心眼。在我懂点事的年纪就这样想着，等我长大了能有一群这样的朋友就知足了。我老家最早还有一个习俗，凡是给去世的人挖坟坑必须是上了年纪、在村里有些威望的人，而我那个村里只要谁家有这样的活，都是一个据说因为娶了两个老婆、从上海回来被监督改造劳动的“四类分子”干的。在我的印象中他谈不上什么威望，在村里就算是一个热心人，谁家需要帮忙喊他就来，有些人缘。尽管他头上有“帽子”，可平时也没见到有什么人去监督他改造，倒是我们一群农忙放假在家的孩子们，生产队每次都把我们交给他来“监督”劳动了，于是，他就会经常给我们讲些与那个时代不相适应的故事，还会时常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弄来几颗糖果给我们吃，因此，我们一群孩子就喜欢跟着这个“坏分子”一起“劳动改造”，他也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头。

全国都在学大寨的时候，我的家乡也开始了洼地的改造，其中平整土地、隔田成方是当时学大寨的主要内容，兴修水利又是主要内容中的重点内容。我家乡现在通往长江的两条主要河道就是在那时候开挖的。一条叫向阳河，一条叫武阳河。还有几条既可泄洪又可灌溉的小渠，我已记不起它们的名字。我故乡的小村子后来汛期涝不着，旱季干不了，就要得益于这几条河几条渠。那时候没有多少好听的名词，现在才把这些叫着基础设施建设。那时候也没有类似于推土机、挖掘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设备，开河挖渠就靠锹挖肩挑；河工们没有大鱼大肉的伙食，最多两碗大米饭，还有一碗飘着猪油渣的青菜汤；也没有一天多少人民币的报酬，而是折算成工分待年终时和生产队里一起结算（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年分红决算十分工，也叫一个工是四分钱）。那时候兴修水利工程是平均按照每户派工的，我和两个弟弟都还小，我们家劳动力就成了问题，是村子里的叔叔、伯伯们帮助解决了我家的困难。我就在这样一种情感环境里生活并逐渐成长，长大了就期望走到哪都会有这样的环境。但已经无从寻觅。在南京生活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都是把门一关各过各的日子，楼上楼下不认识，门对门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见到了等于没见到，即使看你一眼也是一种戒备、诡异的眼神，好像遇到的不是流氓，也是小偷。城里人的这种人与人的情感，与我曾经生活的小村子就有了无以言寓的天壤之别，也让我感到困惑。

我生活的那个村子不富裕，就是三四户有人在上海、杭州等地上班拿工资的人家，也没有富裕到哪儿去。那时候人们一天到晚起早贪黑地学大寨争高产，甚至把一切能割能采的草啊叶的都用来做肥料，肥料还是不够用。村子里田埂地头光滑如砌，一棵树除了树梢上还留着几朵叶儿，树杆上的叶子都被採光了。我曾经随大人们出去割过草，一直割到了丹阳西门外的连湖农场。人家也在学大寨，我们把人家地里的草割完了，人家还怎么学大寨啊，于是，他们就组织了许多人要把我们这些东边来的人再次赶回东边去。我记得一百斤青草或树叶是可以顶母亲的十个工分的。尽管这样，地里的庄稼也没有高产。农民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作为公粮都上交给了国家，国家又把它支援给了“唇齿相依”的兄弟。粮食总是不够吃的。人不够吃。鸡鸭不够吃。猪也不够吃。不过，农村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没有百家也有几家。所以，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吃不饱的事真还不多。有时，我就端个碗从村的这头跑到村的那头，到哪家吃完了，就在哪家盛上饭继续吃，回到家也已经吃饱了。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放学以后还有一个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生产队的养猪场。生产队生产的山芋不给人吃专喂猪。看见猪吃得欢我们就跟着馋。见到孩子们来了，养猪的奶奶、阿姨们会从滚烫的锅里拿几个煮熟的山芋偷偷地塞给我们，我们便把山芋藏起来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吃，就生怕被别人发现。

当然，农村人不吃独食。只要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左邻端上一碗，给右舍送上一碗。端的是吃的，送的却是情感。那时候所谓好吃的无非就是包了几只馄饨，下了一点元宵，蒸了几笼馒头，或是煮了一锅放了一点花生、蚕豆的菜稀饭。要打个牙祭做个鱼啊肉的解解馋，想躲都躲不过，想瞒也瞒不住。东西是死的，味道是活的，谁家做鱼了，谁家烧肉了，香飘一个村，不要路过，香味自然而然会影响村里其他人的感官。川根可以称得上是村里寻找香味出处第一人，哪家有好吃的，他就会忘哪家跑。这个来了，那个又来了。来了总要让人家吃点再走，人家就是不吃也算解个眼馋，主人总要客气一下的。村子里也很少有人家烧大锅的红烧肉，吃不起，也送不起。要烧就弄几片肉烩上一锅大白菜，在给左邻右舍送的菜上放两块薄薄的肉片，也算是有了一点荤菜的样子。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没有秘密，也不可能藏有秘密。就像我离开乡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不上锁一样，没有什么能够藏着掖着，都是敞开着的。不要说谁家有好吃的了，就是谁家婆媳不和了，谁家夫妻打架了，甚至谁和谁好上了，谁是谁的私生子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乡下人比城里人大度，他们看得透，能容人。乡下人纯朴，纯朴得就像一块玻璃，光亮，透明。乡下人懂得真情，一日为邻，终身为友，对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知道珍惜。我尽管在城里生活了近四十年，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种感觉，也没有办法把这座城市当成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故土和家园。